天才白痴梦——我心目中的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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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确实是是天地之间最豪放潇洒的自然之子。

抛开政治上的苏轼不看，就词作而言，东坡词给人带来一种洒脱写意的感觉。苏轼的诸多词作我们都耳熟能详：《水调歌头》、《念奴娇》、《临江仙》……一时竟挑不出一首最好的，因为每一首都显得那么气势磅礴、却又如此举重若轻。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文学作品，乃至所有艺术作品，当属能与读者产生精神共鸣之作。隔去了上下一千年，只借用一个个方块文字，苏轼将他的情感完美地传递到一千年后的我们的心中，让人读来荡气回肠、回味无穷，这难道不能用“伟大”来形容吗？

另有一点是音律上的。东坡词常常使人读来感觉一气呵成，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背诵他的词作于我而言则是一种享受，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苏轼运用文字的自如。

就拿我很喜欢的《定风波》一首来说吧：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读罢全词，令人心情振奋，心境豁然，心灵净化。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喜怒哀乐，在读者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此词实际是作者描绘的一个淡泊从容、旷达超脱的境界，入梦句是“莫听穿林打叶声”，梦境为“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里作者用“竹杖”“芒鞋”“蓑衣”“烟雨”等意象及雨中“吟啸”“徐行”等动作创设了一个极为美妙的白日梦梦境，活脱脱地勾勒出了一个隐居江湖过着从容淡泊生活的隐士形象，他虽无荣华富贵之享受，但亦无宦海浮沉之忧患，心情得以平静，心境得以安宁。梦醒句为“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料峭的春风吹醒了醉酒，作者感到冷，一个激凌，头脑清醒了，梦结束了，作者又回到现实之中。梦破后寻梦句为“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仕途的风雨就如同这自然界的风雨一样变幻无常，他所期盼的仕途阳光又会在多长的风雨之后？与其终日忍受这种提心吊胆之痛，还不如“归去”，退隐江湖，一切平静，无悲无喜，“无雨无晴”。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一份宠辱不惊、胜败两忘、旷达潇洒的随和，是一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是一种回归自然，天人合一，宁静超然的大彻大悟。

而在思想层面，苏东坡将儒、释、道三类思想集于一身，形成了一个澄彻而又复杂的苏轼，这在他的文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苏轼，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个迂腐的“酸儒”；然而他在道家、佛家思想上的“退隐”、“遁世”之意却也相当深刻与沉重。无论是“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的“排遣”，或是“道士顾笑，予亦惊语，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飘渺禅意，实际都与人生空漠、无所寄托之感深刻地连在一起。当我所得的没法解释得失错漏时，自然便会思考“一生何求”的问题，最终却发现人世间的苦恼是无法完全解开的，迷惘里永远看不透，从而形成一种渴求解脱却无法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怀疑和迷茫以及难以磨灭的寻出世、求超脱的意念。正是这造就了东坡的人生哲学：遇到困难，首先旷达、恬然地面对之，然而却不是完全地消极下去；最终还是要想办法自洽的。这种思想在他“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的人生信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得不到，他不会去刻意追求，但这绝非意味着他对人生失去了理想，一读使人发笑，再读引人深思，我想，这才是所谓“乐天派”的真谛吧。

“快乐”不是简单的无忧无虑、没心没肺的傻乐，而是一种生活境界，一种人生追求；是对待外部世界格物致知的态度。苏轼阔达的胸襟、对得失的不计较，充斥着他的一言一行。然而有时这竟也不是一种太好的性格：下围棋的时候，苏轼不愿意每子必争，对得失大小不计较，结果往往是输棋。可见某些东西也是要我们争取得来的。再反过来说，输赢又有什么值得放在心上的呢？这本也在苏轼“不计较得失”的范畴之内。这才是苏轼真正的“乐天”。

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由此看来，也难怪苏轼如此受到同辈乃至整个中国后代文人群体如此深刻的喜爱了。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也许苏轼为民是一个良官，十分关注民生，有他的善心所在，但是从皇帝的角度出发，苏轼这种人也是当不得宰相的。东坡考虑问题常常太过理想化、天真化，缺乏机智的政治头脑和敏捷的政治眼光，使他若在宰相之位上必遭失败。苏轼和王安石的主要矛盾在于王安石自认为所定“青苗法”等皆有利于民生，理论上也如此，然而却是急功近利的心态毁了他的改革；反观对于苏轼来说，太过关注民生只会使他自己缩手缩脚，毕竟惠于全民的改革终究是不存在的。苏轼虽然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与司马光站在一边，却并不能断定苏轼属于保守派——他不是出于维护祖法之目的，只是认为王安石的方法有其弊端。对于苏轼来说，他与司马光只是有着一个共同政敌而已。因此关于苏轼最佳的定位，或许是以“反对者”或“批评者”的身份来看待，苏轼更适合去当一个地方官，而不是最高统领的决策者。在当朝为官十余年的过程中苏轼实则也并未提出什么建设性的建议，只是指出王安石的缺点，因而苏轼若为相，是否能提出新改革方针是存疑的，这一点需要时间来证明，然而这时间——对于年富力强雄心勃勃的神宗来说，是等不起的，苏轼一旦为相，国家大概率又会进入到稳步发展、问题堆积的状况，因而才会有仁、神二帝“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的结局吧。

从辩证的角度看，正是东坡被驱逐出京，才会有他那些足以成为诗词皇冠上的明珠之作，才会有关于王、苏谁对谁错的争论；如果苏轼为相，他还会有在词坛如此之高的文学成就，对人生如此深刻的顿悟思考吗？“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因此，轼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轼不得相，盖幸也欤！

在东坡临死前，道士曾对他说：“想着你要上西天。”苏轼只笑，却道：“上西天与否由我一生的作为决定，又何必想呢？”旁人都劝，苏轼只是不肯。最后，苏轼苦笑道：“刻意想就想错啦。”说完这句话，没有来得及嘱托后事，他就离开了人世。不刻意，却也不随波逐流，东坡以他的乐观和洒脱与上天斗了一辈子，最终也没有向命运屈服。苏轼究竟是天才还是白痴？或许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是最接近生命本真、赤子之心的状态，是混沌的起源，是一切对立面的临界点。

浑然自成的乐天派、挥洒随如的大文豪，我想这也许是苏轼最贴切的两个标签吧。

202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