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三元结构”之于中国经济史的意义

——并基于该分析试论封建朝代时期一度先进于西方的中国古代社会最终资本主义工业化未能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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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灿烂历史长河中，一度曾在世界文明中居于领先地位。据统计，唐朝时期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为58%，两宋时期为60%。然而到18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启了一系列工业革命，逐渐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清朝占世界经济比重从乾隆时期的35%降为末期的10%，这一现象对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什么在近代是西方率先自主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并成为现代世界文明的主流，而不是一度占据领先地位的中国？这一问题值得探究。本文就将首先对中外经济史学者对该问题的观点进行文献综述，随后从邓钢在《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一书中所提出之中国经济社会体系存在的“三元结构”出发，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土地私有制、农业产业特点、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史的意义和影响，并借助“三元结构”均衡的观点，从机会成本论和农民行为模式选择、自然和历史因素、宗教、资源禀赋和生育模式差异等角度，尝试具体说明中国在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工业化未获成功的原因，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浅论对当代中国重新崛起的展望。

关键词：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工业化 中国经济史 农业经济

一、引言

中国在近代有过一段屈辱难忘的历史。清朝在闭关锁国的政策下，最终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并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扭转了这种不利处境。导致这种现象的首要原因是清朝时期中西方工业化水平的巨大差距。英国于1760年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在此过程中，在社会经济上由圈地运动完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城市工业获得大量劳动力，工业生产及城乡间市场规模均得到扩大，通过斯密增长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典型代表是瓦特蒸汽机及珍妮纺纱机；在政治上，英国首先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君主独裁统治，建立了与资本主义生产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论是采纳工业革命前中西人均GDP的“相似论”还是“差距论”，直到唐宋时期还居于优势地位的中国在工业革命后与西方经济水平的差距极速扩大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这个问题在经济史的研究上引起了较多关注。邓钢（Kent G. Deng）在《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一书中，把中国古代社会归纳为“三元结构”均衡，说明了在此结构下中国无法打破农业生产模式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原因[1]。本文将首先从该模型出发，结合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些现象，随后借助该模型的观点展开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二、文献综述

工业革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开端，其起源地在英国，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长期以来是中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同时，中国在近代试图进行资本主义化改革，但未能成功，也引发了对中西差异的深入探讨。以下从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综述相关文献，以比较近代中英两国工业化发展差异的关键因素。

（一）经济基础的比较

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其经典著作《财富与贫穷的根源》中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与保护产权的制度保障。封建庄园制的瓦解、圈地运动带来的农业革命，以及货币经济的普及，为工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Landes, 1969）[2]。黄宗智（Philip Huang）提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与“高水平的均衡陷阱”限制了资本的积累与资源的有效流动，使得中国难以形成类似英国的工业革命所需的市场经济条件（Huang, 2002）[3]。

（二）技术与科学的差异

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促进了科学思维的普及，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知识储备。英国特别重视实用科学，诸如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良，与工业化需求直接挂钩（Bronowski, 1973）[4]。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中国古代在技术上曾领先世界，但近代未能实现科学方法的系统化发展。缺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的科学革命，是中国技术发展停滞的重要原因（Needham, 1954）[5]。

（三）文化与观念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强调，新教伦理提倡节俭、努力和财富积累，这种文化价值观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成长（Weber, 1905）[6]。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注重伦理秩序与农业社会的稳定，对商业和技术创新并无特别推崇。此外，科举制度对人才的吸引进一步导致了技术发展的停滞。（MacFarquhar, 1983）[7]。

（四）生产要素资源分配

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在《告别施舍：一部世界经济简史》中指出，18世纪的农业革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释放了大量劳动力，并推动了农村剩余资本向工业投资的转移（Clark, 1998）[8]。此外，海外殖民地贸易扩大了资本来源，促进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分析，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基础，难以形成规模化的资本积累。此外，土地资源过度集中于地主阶层，削弱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Wong, 1997）[9]。

（五）结论

中外文献表明，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与市场经济、科学发展、政治体制和文化变迁密切相关，而中国未能实现资本主义化则源于经济结构、技术发展模式、和传统土地制度等多方面的限制。这一比较为理解工业化路径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视角。

三、关于“三元结构”对中国经济史意义的深入分析

（一）“三元结构”概念剖析以及土地私有制对中国经济史的影响

所谓三元结构，指的是中国经济社会体系中互相联系的三种抗衡力，即农业优势、（拥有土地的）自由农和重农政府[10]。总结起来，也就是产业、劳动力及私有制、政府的结合。对比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庄园经济，有土地的自由农是中西方古代经济中的最大差异。长久以来，人们所提及的中国封建社会所指的秦朝以降的封建王朝，具有土地高度分散化于广大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且流转频繁的特点，故所谓“千年田，八百主”，指的正是农业产业长久不变而产权主却数易其手的现象，而这恰恰是与土地封建制度要求的大封建主对大片土地具有长期控制权的定义相违背。因此将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和封建经济制度混淆是不确当的。造成土地产权分散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①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占有土地产权的追求；②“周秦之变”中，周朝确立的井田制奠定了土地集体共有制的基础，而秦朝确立的郡县制和中央集权政府杜绝了地方上土地过于集中的倾向；③中国古代继承制为诸子均分制，相比西方庄园主继承制度，将很快使田产分散；④中国重农轻商的传统导致市场未能发挥促进产业生产规模集中化的效用。

中国古代农业具有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的特点，根据规模经济理论，在农业生产经济活动中投资获得的报酬是递减的。根据马尔萨斯理论，人口在自然情况下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即使把技术进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视为马尔萨斯模型的内生参数，最终由于过度的土地精细化生产导致过强的规模报酬递减效应，仍然无法达到内生技术进步的索洛模型（AK模型）那样的增长效应，因而这样的生产制度仍然难以逃脱马尔萨斯陷阱。值得注意的是，分散的田产是否会导致社会人均生产率下降，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土地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就已存在，而人类耕种技术却是随时间而逐渐进步的。生产要素的结合存在单种生产要素投入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因此耕犁等生产工具的发明对应的技术要素的初始进步起到了提升土地要素低边际回报率之作用。在技术并不足够发达以及市场没有充分建立的情况下，各家各户生产的剩余产品占总生产比率较少，而实现再生产的必要报酬占比更多，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给自足的土地分散私有制可以提供最优的生产激励，并强迫部分剩余产品用于农业扩大再生产（如在丰年更多地繁衍以扩张劳动力要素规模）进入生产资料部类，而非通过贸易进入消费资料部类，从而鼓励了农业生产要素的积累，这间接地促进了东亚文明具有高储蓄率的生活习惯。然而贸易的缺失使得这部分生产资料难以进入工业部门形成工业投资。中国古代重农文明在唐宋时期取得的成就便部分地由于这种激励的效应，上述的分析同时也可用于解释改革开放后实行包产到户制代替人民公社获得成功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长期中，根据斯密增长理论，土地生产规模的分散和自给自足的反市场制度必然制约技术的进步，从而制约人均生活水平的提升。

（二）“周秦之变”下“三元结构”的均衡及自我强化的意义

周秦之变，指中国古代早期三元结构形成过程中，周朝战胜商朝和秦朝战胜周朝，分别奠定了重农政府和大一统郡县制政治制度的历史因素。首先有必要对商、周、秦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进行简单研究，列示如下：

①商朝：经济产业以畜牧业和手工业混合为主，辅有商业、冶金业，交通发达，并已经产生早期的贝壳类货币，被中国经济史学家普遍认为是“第一次商业活动的高潮”。商朝的统治及贵族阶级是牧民部落，轻视农业，对农产品采用交换、征收、掠夺相结合的方式，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游牧手工业国。

②周朝：周是商朝统治下，一个重要的农业部落。周朝建立后，大力发展农业，建立井田制，即私田和公田八一开，形成了土地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结合，并设立土地分配管理官职，奠定了土地集体共有化的基础。在这段时间产生的农业工具的进步奠定了精耕细作传统的基础，加剧了土地私有化的分散。

③秦朝：战国时期重视推行法家思想，法家提出“耕作使人思想简单，更加可靠”，从而大力发展农业有利于发动战争，并认为一国的理想状态是90%的人口从事农民职业的强军思想，这样的思想在今后的儒家中得到改进并强化；征收重农抑商税，将农民限制在农业生产上，商业的缺失加剧自给自足下农业生产的分散；建立王朝后设立郡县制。

④（补充）汉朝：重儒，儒家强调对上述规则的遵守和强化，使得推翻了秦的农民起义者却建立起了同样的农业制度，实现了第一次三元结构框架下农民到皇帝的轮回，确立了农民起义的胜利者可以成为新的重农王朝统治者的合道德性。这种道德观为将来三元结构失衡下重新建立均衡的轮回建立了范式，削弱了打破三元结构均衡，建立资本主义的可能。

从以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三元结构具有自我强化性，这解释了中国处于这种均衡中难以脱离的原因。首先，三元结构得以确立的历史原因是在战争中重农制对混合业制以及郡县制对分封制取得的胜利，从而①形成了商人地位天然弱势于农民的文化现象，导致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巨贾无论多么富庶，从未尝试集中购买土地形成欧式城镇以剥削农民，也没有雇佣军队自拥为君建立商业国的正当性，这部分地解释了封建制度自商周以降不复辟的原因，商业是连接城乡工农业的桥梁，商业的疲弱导致农业的对侧城市工业迟迟未得到发展；②加之以“法家掐喉，儒家捏肋”的效应，以农业国在军事实力上对其他产业国的历史优势，确立并进一步强化重农王朝军国主义的胜利果实。其次，重农主义下取得的技术和制度进步，例如生产工具、轮作休耕的生产方法、土地集体制等，推动生产水平的进步向精耕细作而不是产业升级的方向发展，这使得人们在土地上投入的生产要素越来越多，与其它产业的疲弱一道加大了离开土地的机会成本。在处于稳定下的社会比处于变革下的社会中追求进步需要面对更大的机会成本，而三元结构所具备的使社会达到并维持稳定的内部性质是十分强烈的，从而也使经济社会对三元结构均衡的依赖更加难以被打破。

对于处于三元结构下的人民经济生活而言，获得就业机会和粮食供应是保障这种均衡稳定的核心，从而也是重农政府统治者维持统治的重要因素。在三元结构得到确立后，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造就了重农社会，人民也在反过来要求一个重农政府以达到均衡状态。一旦均衡的核心得不到保障，均衡状态难以维持，三元结构的稳定性质将自动导致重农政府的崩塌和重新建立，以回到均衡状态。一些经济史学家将末代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历史上其他农民起义区分开来，认为太平天国吸取了西方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有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倾向。然而，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跳出三元结构均衡的条件，与资本主义化有关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均尚未确立。因此即使太平天国取得胜利，亦只能在三元结构均衡自我强化的要求下建立一个农业国政府以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

“至此，中国历史才意识到自己创造了一个怎样的怪物——一种能把整个体系重新引上轨道的机制。”对此不禁产生这样一种思考：鲁迅将中国历史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其实就是三元结构从失衡到均衡的经济基础下引申的文化现象。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仅是指外交上的国际地位提升，更是指自推翻三座大山以来，在经济上破除三元结构自我强化的力量，从而达到消除奴性文化，建立民主、科学思想的尝试。举例如下：①土改运动在土地所有制上将土地收归国有，自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后第一次实现了土地的大规模聚集；②城乡市场的确立和工农业剪刀差的产生，减小了农民放弃土地进入城市的机会成本，使城市化程度大幅上升，据统计，中国清朝时期城镇化率为7%，1949年10%，1960年达到20%，1997年达到30%；相比之下英国1300年4.4%，1500年10%，1750年25%（第一次工业革命），1851年50%；③逐步建立完善教育制度，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从1949年的20%至1980年提升为85.6%（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建立了工业化所必需的科学思想体系，这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实践。在此之前的洋务运动尝试在维持封建王朝专制，和科学思想体系尚未建立的背景下照搬西方的科学技术，只能是“受人以鱼”，不能解决问题的本质。从以上这些政策案例可以看出，正是这些对三元结构均衡经济基础的彻底破除，才使得新中国建立后逐渐完成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四、“三元结构”视角下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失败的具体原因

（一）机会成本论和微观经济学视角下农民行为模式选择

在简单的微观经济学模型下，长期中农民选择离开土地的条件应为放弃土地的机会成本（即AMPL，农业中单位劳动要素边际回报）小于从事商业、城市手工业取得的平均收入（R2），从而一般劳动力产业间分配从农业流出的条件为：

AMPL＜R2

而由于农业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的效应，随着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AMPL通常应快速下降，并达到农民选择放弃农业的条件。但需要注意的是：①首先，工业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活动，这意味着在工业建立初期R通常较大，从而使得农民的选择在短期内具有“黏性”；如果在弹性情况下，农民本应该规模性离开土地并使得R立刻达到长期均衡状态下R2的水平。这种黏性导致的扭曲损失赋值为s。②正如上文三元结构分析所述，由于周秦之变的历史原因，在土地上已投入大量资本以达到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过多的资本要素使劳动力要素的单位劳动要素边际回报增加。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存在学习曲线的经济效应，长时间从事农业劳动的文明在农业上还具有经验的技术优势，加剧了上述效应。这种资本与技术提升AMPL从而使之高于欧美农业生产水平的超额水平效应赋值为c，且c＞1，这是AMPL的系数。③三元结构同时提到了对于离开土地具有文化上的阻力，与此同时，从事商业对于当时的农业社会来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且该效应在稳定的社会下比在变革的社会下更为显著，因此在三元结构均衡选择商业需要回报中额外增加风险溢价（risk premium），尽管在长期中对农业活动的文化偏好和商业活动的风险厌恶会逐渐消除。该两种效应共同赋值为rr。

通过这三种效应对在短期内农民选择模型的修正，我们得到新的中国古代社会短期农业劳动力流出条件：

c*AMPL+rr＜R2-s

其中左侧为修正后的农民离开土地的机会成本，右侧为修正后农民进入其他产业可以获得的报酬，从而可以看出短期内稳定社会下寻求变革时，农民面对的博弈经济决策模型相比长期以及相比欧洲均更为苛刻，离开土地的机会成本过大，从而总是延缓中国古代社会产业转型达到长期均衡的速度。事实证明，只有来自外部坚船利炮的军事行动，才足以对抗这种过大的机会成本。

（二）自然、历史因素——以黑死病和战争为例：偶然还是必然？

欧洲在十四世纪中期经历了黑死病，这个偶发的自然因素不仅改变了欧洲的人口规模，也改变了欧洲的人口结构，大量农奴在混乱和求生中逃离庄园前往城市。根据马尔萨斯理论的模型，人口规模由于战争、疾病等因素减小到均衡数量下后，会迎来人均生产水平的提升以重新达到均衡，而恰好人口结构的转变为城市手工业等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这种历史上的偶然因素在中国却未发生。然而，究竟能否将这样的原因归为偶然值得探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曾经历过游牧民族的征服、统治和屠戮，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基底，直到被西方的炮火轰开国门才迫使转变的发生。通过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欧洲大陆在罗马帝国被日耳曼征服后，政治、经济体制均发生转变，基督教取代古罗马文明的地位；而在近似的历史背景下，类似的转变在中国并未发生，不仅如此，三元结构的稳定性甚至导致了农业文明对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反向同化。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三元结构的稳定必然导致自然、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力降低，影响阈值提升，间接导致中华文明传承的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并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自周朝以来的农业文明历经约三千年才得到转型。

有一种意见指出，西方引以为傲的产权制度、金融货币制度、军事—财政国家等，是以激烈的政治竞争和旷日持久的战争为代价的，“歪打正着地将欧洲引向城市化、资本密集化的发展道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所谓“歪打正着”的表象，本质上是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进步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肯定与否定的激烈冲突，最终才能达到辩证的否定之否定，这种激烈冲突在欧洲政治上就具体体现为频繁的战争。中国的周秦之变，本质上也是利用战争证明了农业国以及大一统制度的优越性。然而自秦朝以后，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为止的农民运动，都是基于三元结构均衡模型内生下的战争，本质上只是重农政府王朝内部延续的一种形式，而真正针对推翻三元结构本身却是缺位的。事物只有在矛盾中才能得到发展，运用唯物史观辩证法，战争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促进经济和历史发展的正面作用应当被正确认识。在中国，三元结构均衡下经济活动的矛盾直到清末才得以体现，因此中国相比西方在政治经济上的发展存在滞后，是在三元结构对经济生产存在缺乏工商业的矛盾的良好掩盖下，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西方频繁的对外战争对工业水平提出强烈的要求，缺乏工业的矛盾被揭示，从而工业的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宗教

中国古代缺乏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宗教，而诸子百家哲学代替了这一地位。正如关于三元结构分析所揭示的，法家的起源及儒家的强化在政治及文化上对维持重农主义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法家思想对农民规模做出了要求，儒家文化明确了阶级意识，将士农工商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并要求阶级之间的相对固化、地缘上人的流动相对固定，以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大量的劳动人口由于政治而非经济因素被限制在土地上，迫使土地产权的集体化、分散化而不是规模化、集中化。相比之下，产生于英国、脱胎于基督教的新教在核心思想上具有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的特点，相对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减小了教义对人的限制，促进了人的自由，形成了资本主义最基础的要素之一。这不仅可以解释英国先于中国发生工业革命，也可以解释英国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

（四）自然资源禀赋与“中产价值观”

邓钢在其书中提到，资源禀赋的差异并不是导致中英间差距的主要原因，关于江南地区和英国的人均煤炭产量在工业革命前相近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邓钢也否认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从事农业以外的领域时具有劳动力的相对劣势[11]。然而，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古代虽未产生完整的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确产生在江南地区。如果将三元结构导致的稳定性考虑入模型，可以认为是由于三元结构导致当时自然资源的量变尚不足以推动质变，如果量变继续累积，则有发生质变的可能。因此，仅仅以中英核心经济区煤炭产量水平相似为论点，通过对煤炭产量的控制变量法即排除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

与此同时，对中国古代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生产相对劣势之否定，意味着同样排除了劳动力要素禀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然而，格里高利·克拉克指出，“由于生育率的结构和受教育阶层大量向社会底层流动，中产阶级价值观（勤奋、耐心、诚实、理性、探索及学习等精神）以及遗传学在英国文化中得到普及，为工业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的稳定以及人口方面的优势。”[12]这种中产阶级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促进在经济实践中确实是存在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企业家精神。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充分说明了企业家精神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纵观中国近代以前工商业的发展可以看到，即使中国古代劳动力从事农业以外的产业的技术具有一定水平，由于文化和继承制度等限制了中产价值观的形成，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在劳动力从事非农业活动中的促进作用是不足的，因而实际上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劳动力在从事农业以外的经济活动具有相对劣势，即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劳动力要素禀赋的不足或缺陷。

综上所述，自然和劳动力资源禀赋的不足，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产生了不利影响。

（五）生育模式差异导致马尔萨斯理论对中西经济不同影响模式

马尔萨斯理论指出，由于自然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人口的膨胀最终导致人均生活水平陷于贫困，并限制人口在一定规模。然而，历史证明正是劳动力的扩张才能推动科技的进步，从而推动工业化。因此可以推出，如何更优地对抗马尔萨斯陷阱是成功工业化的关键。在工业革命发生前，中西方均受到马尔萨斯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相对比之下，欧洲的出生率常高于中国（东亚文明），由于人口增长率等于出生率减死亡率，可以推断欧洲的死亡率也高于中国，欧洲保障婴儿存活率、提高人口结构中劳动力占比以对抗马尔萨斯陷阱的方式是教会的福利制度。而在中国，由于三元结构下农业的自给自足生产，古代历史上从未建立类似的福利制度；相反由于对农业生产人均回报的需要，溺毙大量女婴，降低婴儿存活率的同时导致性别失衡加剧，进一步制约劳动力的增长。因此，相比中国，欧洲的生育传统和人口结构更利于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如果将劳动人口增长导致技术进步加入马尔萨斯模型的内生参数，从而工业革命的发生成为必然，那么中国三元结构下的生育模式带来的相对低劳动力人口占比也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生起到严重阻碍作用。因此，可以说，内生技术进步的马尔萨斯模型同时提供了工业革命的机遇和马尔萨斯陷阱的贫困，而英国比中国更好地把握了其中机遇。

（六）总结

本部分在三元结构的视角下，从机会成本论和微观经济学视角下农民行为模式选择、自然和历史因素、宗教、资源禀赋和生育模式差异等方面，试解释和论证了“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原因。

五、基于经济史视角对中国当代重新崛起的展望

自近代西方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以来，当代中国在经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与技术突破后，已重新崛起为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国际地位得到大幅提升。

近代中国落后的一大原因是科学体系的薄弱和技术的缺失。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充分揭示了科技在工业发展的重要地位。如今，我国通过“科技强国”战略，布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飞机制造等前沿领域，力求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如果能够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中国有潜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从“追赶者”再度转变为“引领者”。

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经济史的分析表明，不完善的市场和配套制度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升了生产力。未来，中国仍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如推动完善的资本市场和现代化治理体系，增强社会活力与创新能力。

本文分析还说明，产业升级及产业内部的优化十分重要。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从“规模型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依托内需潜力、科技创新和制度优化，构建更加韧性的经济体系。

总结近代工业革命时期落后的经济史，当代中国已经重新站在了历史的关键节点。未来，中国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取决于科技、制度和经济的进一步提升，也关乎如何在变化的国际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历史的失败已经转化为经验，关键在于如何利用经验把握机会。

[1] (America)Deng.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M].(茹玉骢).China: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20.

[2] Landes, D. S. The Unbound Prometheu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3] Huang, P. C. C.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02,61(2):501–538.

[4] Bronowski, J. The Ascent of Man[M]. BBC Publications,1973.

[5]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

[6] Weber, M.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7] Rod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8] Clark, G.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9] (America)Wong.(1997).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 (李伯重). China: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0

[10] (America)Deng.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M].(茹玉骢).China: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20.

[11] (America)Deng.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M].(茹玉骢).China: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20.

[12] Clark, G.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