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零售企业“胖东来”在社会界和舆论场的越界
近年来，河南零售企业胖东来因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社会形象频繁成为舆论焦点，其围绕员工管理、消费者维权、法律诉讼等事件引发的争议，折射出企业在社会角色与舆论场中的复杂定位，也引发关于企业行为边界与公共责任的多重讨论。
胖东来近年频繁通过法律手段应对批评声音，例如起诉经济学家宋清辉索赔100万元，指控其“缺乏核心竞争力”等言论构成名誉侵权，以及起诉网红“柴怼怼”等人，索赔金额动辄数百万。此类诉讼虽在法律框架内，但被质疑存在“以诉讼替代辩论”的倾向。宋清辉的批评更多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陈述，而胖东来以经营数据（如2024年销售额169.64亿元）作为反驳依据，试图通过法庭解决观点分歧，可能压缩公共讨论空间。类似案例还包括“红内裤事件”中，胖东来在确认产品合格后，对消费者提出百万追责，尽管其处理过程中既有奖励顾客500元的安抚措施，又因消费者“情绪化表达”采取强硬法律手段，这种矛盾策略被舆论视为“奖罚并举”的双刃剑，既展现企业责任感，又暴露对负面评价的过度敏感。
网红“柴怼怼”在短视频中声称，胖东来通过商超引流高端客户，销售低成本玉石（如青海料、俄料）牟取暴利。例如，其称胖东来成本数百元的玉石售价数万元，利润率超百倍，并质疑企业以“商超不赚钱，主要利润在玉石”的商业模式误导消费者。胖东来沿用此前“红内裤事件”的公关策略，发布详细报告（如53页质检报告）和经营数据，通过可视化图表、第三方检测结果对冲情绪化指控。这种“用事实对抗情绪”的方式被行业视为危机处理的“教科书案例”。然而，创始人于东来在抖音多次发声，情绪激动地表示“若网红行为不受惩罚将离开胖东来”，甚至将个人账号设为私密以减少舆论发酵。此举虽强化了企业“捍卫底线”的形象，但也因绑定个人情感与企业品牌，加剧公众对“人设营销”的质疑。
胖东来试图通过制度规范员工私人生活，如禁止收取高额彩礼、限制婚宴规模、鼓励独立购房等规定，虽以倡导“节约与独立”为名，却引发“干涉私生活”的批评。这种将企业价值观强加于员工个人选择的行为，被认为模糊了企业管理与社会习俗的边界。尽管企业强调非强制性，但在“高福利依赖”的背景下，员工可能迫于隐性压力遵从规定，形成价值观的单向输出。此外，创始人于东来在舆论危机中频繁以个人名义发声，甚至以“退圈”为威胁表达对网络暴力的愤怒，将企业形象与个人情感深度绑定，进一步加剧公众对企业“道德人设”真实性的质疑。“柴怼怼”等网红的指控背后，是流量经济下“审丑式炒作”的缩影。胖东来的强硬维权虽震慑了部分不实言论，但也面临“压制言论自由”的指控。如何在开放讨论与商誉保护间平衡，成为企业与社会的共同课题。
胖东来的高福利模式（如95%利润分配给员工、超长带薪假期）被视为对传统资本逻辑的挑战，但其局限性在扩张困境中显现。一方面，企业因拒绝上市、坚持区域化经营被资本批评“缺乏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其依赖地域垄断和超额利润维持高福利的模式，在遭遇房东断租、线上冲击时显得脆弱。此外，胖东来通过“帮扶”其他企业输出管理模式，却因收费课程和自有品牌输出被质疑“利益输送”，尽管其声称无偿投入8300万元，但争议暴露出理想主义口号与商业现实间的张力。
胖东来因“极致服务”被塑造成“零售乌托邦”，但舆论场的神化反而放大了其行为越界的争议。例如“尝面事件”中，企业因员工试吃面条直接解雇，后在公众呼吁下改为调岗，反映出企业在严格标准与人性化管理间的摇摆。这种“完美人设”使公众以更高道德标准审视其行为，任何瑕疵均可能引发信任危机。而当企业试图通过法律或制度手段维护形象时，反而被贴上“玻璃心”标签，陷入“越维权越被动”的舆论困境。
胖东来的争议本质是企业在社会角色中的定位困惑：当其试图超越商业实体、承担价值观引领者角色时，必然面临公私边界、言论自由与商誉保护、理想主义与资本规则的多重冲突。如何在维护合法权益的同时保持公共讨论的开放性，在塑造企业文化时尊重个体多样性，或是其未来需要平衡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