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地下文学往事

致父母公开信

沈卫国、徐小欢、邢晓南、杨建国、郭赤婴等，均为北京某军队机关大院之干部子女。彼时“文革”肆虐，他们竟聚合成一个热衷于创作旧体诗的小圈子。

在“文革”前夕，机关院落中的孩童们私下传阅着“柯庆施遗书”，书中鼓励：“你们当立志，追求无产阶级的伟大理想。”同时，宋心鲁的来信也引发了讨论：“革命干部的后代究竟应成为怎样的人？”1964至1965年间，小说《军队女儿》、《边疆晓歌》以及电影《军垦战歌》在干部子女群体中引起了广泛共鸣，不少年长的孩子因此选择了报考江西共产主义大学，甚至有未完成高中学业者投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文革”初期，机关大院中的大孩子们纷纷投身于关于“鬼见愁”对联的激烈辩论。那是在1966年的夏日，中山公园音乐厅内，他们从黄昏时分辩论至次日拂晓。随着运动的展开，沈卫国、杨建国等一众青年亦积极参与油印《致爸爸妈妈的一封公开信》的撰写，这封信件充分展现了红卫兵运动初期那股狂飙式的热情。

在众多老革命中，也有人只是虚与委蛇，不知何时才能真正觉醒。那些无休止的忧虑和束缚，是否曾困扰着你们的思绪……请深思，那些曾与你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有多少在雪山和草地中英勇牺牲……若你们遗忘了解放劳动人民，遗忘了对革命的记忆，那便可能滑向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们决心对你们进行批判！难道儿子不能对父亲进行批判吗？既然你们选择了‘修正’，我们便要发起挑战……亲爱的父母，尊敬的老革命们，请务必保持革命的活力与青春……”

至1966年岁末，部分资深干部遭受运动波及，而老红卫兵则转而站在了运动的另一端。在机关大院中，两名干部子女被定性为“联动”成员并被拘押至公安部。待“联动”成员获释后，机关大院的干部子女们随即恢复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昔日，所谓的“逍遥”，不过是结伴游历香山，畅游运河，或是在一起玩牌，极少数人则会“拍婆子”，挂上沙袋习拳。那时，郭赤婴、邢晓南与杨建国常聚一堂，畅谈文学。郭赤婴的父亲乃是一位作家，家中藏书丰富，二楼的一间书房，一面为窗，三面则被书橱所环绕。郭赤婴、邢晓南与杨建国曾在此书房内，足不出户，席地而卧，不分昼夜地连续阅读了两个星期。在这期间，他们日夜颠倒，除了购买食物之外，整日沉浸在阅读与交流之中。三人各选出一本自己最喜爱的书籍，邢晓南选择了果戈里的《鼻子》，郭赤婴则偏爱《鲁滨孙漂流记》，而杨建国则钟爱《少年维特之烦恼》。

随着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1968年，林彪发出“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号召，总政随即陷入军管之中。在这场风波中，许多家庭遭受重创，不仅父母遭受批斗，连子女也未能幸免，一同遭受了残酷的整治与斗争。邢晓南的父亲身为军队作家，因撰写了赞颂贺龙的小说而遭到批判和抄家。他的大弟弟因与同学发生争执，也被视为阶级报复的对象，被迫站在凳子上接受批斗。邢晓南在这段时期内，情绪一度陷入低谷。

在“军管”的年代，郭赤婴与徐小欢的家族亦遭受波及，家境日渐衰微。徐小欢与杨建国同窗共读于小学及中学，因而时常相聚，共同探讨“文革”以及文学话题，由此构筑起一个小型朋友圈。圈中，沈卫国因其资历较深，担任了老大哥的角色。他是五中初二的老生，性格沉默而爱笑，宛若一位朴实的农夫，在圈内享有极高的威望，这也标志着这个圈子的初步形成。当时，杨建国开始尝试创作旧体诗，他的处女作便有“六月云、八月雷，荡污浊、灭恶炎，功罪在三年”的豪迈诗句。

“党国便是寡人家”

1968年12月，北京流传着关于毛主席诞辰日的“小道消息”——称将在12月26日发布最新指示，号召知识青年投身农村、投身农村建设。（实则指示于12月22日公布。）在那个时代，人们担心一旦毛主席的指示公布，未下乡者便被视为不遵从毛主席的教导，因此，那些有背景的干部子弟纷纷急于寻找途径去参军。他们决心在12月26日之前完成参军手续。

1968年冬日，北京涌动着一股下乡的热潮，至1969年秋，北京的知青队伍几乎尽数离城。沈卫国于1968年踏上了山西农村的土地，杨建国与徐小欢则在1969年投身于北大荒的怀抱。邢晓南在1969年的寒冬选择了从军之路，而郭赤婴未能如愿以偿，暂居于学堂之中。当时，中学教育领域弥漫着“军管”与“军训”的阴霾，那些品学兼优的学子更是遭受了无端的歧视。在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庆典之际，72中的校方以“出身问题”为由，禁止了沈原、郭赤婴、王燕、李瑞明、刘宪宪等人的参与。虽然心中愤懑，但这却意外地带来了一丝欣慰——毕竟，这也成了一种逃离阴冷校园的借口。

在这座历经“破四旧”风波的古老城市中，地面之上依旧存留着诸多温馨而感人的景致。各式小吃依旧诱人，既可挑选品尝，又美味不贵。泡上一回澡堂，便能感受到“焕然一新”的舒畅。北海公园内，依旧可以找到那份宁静与祥和；而约上几位知己好友，一同漫步紫禁城内，吟咏那些“寿比南山”的佳句，更是别有一番情趣。

关于外出游玩的话题，曾引发一番热议。李瑞明主张“山水派”，偏好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感受那份原始的野趣；而沈原则倾向于“楼阁派”，青睐游览名胜古迹。放学后，我们常常聚集在某个同学家中，关上房门，或是打牌，或是闲聊。那时，旧体诗风行一时，一本王力的《诗词格律》在大家手中辗转传阅。于是，每当闲暇之余，我们便聚在一起，即兴创作，多为打油诗和顺口溜。

“辣椒茶叶添花椒，花生佛手笑谈间。”诗中前半句描绘了有人离席，另一位不怀好意地将辣椒偷偷放入其茶杯中。所谓“椒酒”，并非古人所述的椒酒，而是将花椒悄悄放入他人的啤酒之中。而后半句“争佛手”，所述的佛手在当时是一种价格低廉的小吃，以面皮裹肉，炸至金黄。在饭桌上，这样的对句可以连对数轮，因其情节生动，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

“不论大家的父亲属于哪个政党，反正都曾面临问题，境遇相同！”

1971年，那一届的青年们皆需投身农村，进行插队生活。沈原等一众青年被指派至北京房山的贾峪口进行插队。郭赤婴曾先行前往宁夏一年的时光，尔后重返牛栏山继续插队生涯。王燕则在房山坨里担任铁道兵，尽管工作并不轻松，她日复一日地在野外辛勤劳作。王燕是这一群体中首位开始认真创作诗歌的人，1970年，她正式挥毫泼墨，写下数首诗作，令圈子中的众人读后均深受触动。

七律 （王燕）

男儿志在为国，羞于效仿弹铗之举。

与夷羿竞射，共伐共工。

搏回混沌惜盘古，铸吴钩鉴女娲。

砌彩石铺碧落，削鳌骨正中华。

在王燕的启迪下，李玉明与郭赤婴亦步亦趋，正式踏上了写诗的征途。

插队逸事

在顺义牛栏山公社分配的知青，平均每7至8人组成一个生产队。这里主要种植玉米、高粱、小麦和大麦，部分生产队甚至会在一年中种植一季水稻。知青们与社员们一同下田劳作，尽管劳苦，他们依然能够咬牙坚持。男知青能获得的工分数为7至8分，而女知青的工分数则更低，仅有4至5分。然而，她们所承担的劳动量并不亚于当地村民。当时，生产队规定，只有一年出工超过300天的成员，其工分才能按10分计算。由于知青们经常在节假日回家，往往难以满足300天的出工要求，这一规定似乎专为知青们量身定制，让他们普遍感到不公。郭赤婴最多只能获得8.5分的工分（相当于人民币0.6至0.7元），一年的收入大约在10至20元之间，但她已觉得自己相当满足了。

“眼大肚子小，粥稀菜少。”在乡野劳作三四年光景，大家的心境逐渐变得“平和”，也纷纷效仿当地村民，养起了两头猪，用剩下的泔水来喂养。

尽管牛栏山与北京相隔不远，然而知青们心中却充满了苦涩。农忙时节，劳作之累仿佛让人成了磨坊中那被绳索束缚的驴，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却又无法归家。口头上或许宣称不计较那微薄的工分，但那时哪家不是生活捉襟见肘。在这样的环境下，知青们的情绪普遍低落，心灰意冷。

郭赤婴与众伙伴难舍玩乐之心，时常结伴前往集市，闲暇之余则穿梭于各村的知青点。他们有时会背上那件旧式的军挎，漫步至承德的外八庙，搭乘火车，寄宿于大车店（每晚仅需六毛）。那时，食物价格低廉，栗子每斤只需两毛，核桃则是四毛一斤，他们常常买上一挎包，边走边享用。

闲暇之余，知青们便会以“攒诗”为乐，其间也不乏趣闻轶事，引得阵阵欢笑。

某日，郭赤婴与几位从七十二中来的插队伙伴，结伴前往贾玉口游玩。众人攀至山顶，稍作休息，便兴起作诗之兴。众人约定，一人先起头，随后依次接龙，各吟一首。此次，率先开口的是陈小禹，其父乃人艺剧院的演员，曾在《茶馆》一剧中扮演国会议员。陈小禹初吟诗句，便引得众人忍俊不禁。他首句吟道：“立于高山望京城。”待众人各吟完首句，轮到陈小禹再次开口，他续吟：“心内一轮红日升。”此句一出，笑声已起，众人纷纷赞叹其巧思。及至他吟出第三句“我爱北京天安门”，众人不禁猜测他的第四句会是什么。陈小禹沉默良久，终于吐出：“天安门上挂红星。”此言一出，知青们顿时哄堂大笑。

于郭赤婴及其同好之列，汇聚的诗篇，均在圈内流传品鉴。其中，旧体诗居多，更有不少风趣的“打油”之作。郭赤婴曾吟：“袖底清风拂面来，人影不见鬼先知。”李瑞明亦作：“胸中激情难抑制，万丈青壁似天开。”

1975年，郭赤婴创作了一首《满江红》，该作品赢得了业界同行的广泛赞誉。随后，他将作品呈交给父亲过目，父亲建议将“十年事、耿于怀”一句稍作修改，然而，这句歌词最终还是保留了原貌。

满江红

断川跃海，龙腾山起。

燕阔秋云，鸡翼孤决。

莫叹金牛去，野岭霜菊在。

甲寅年西陆渡潮河，豪迈非凡。

握锄柄，磨灵台。

十年事，耿于怀。

观风云，勇争兴衰。

苦雨朽木，惊雷破天。

中秋望钱江，怒潮涌。

民间口头文学

“文革”中的笑话

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尽管“两报一刊”高调宣扬“无产阶级文艺”和工农兵的文艺霸权，但民众除了那八部样板戏，别无他观，实则陷入文化的荒漠。面对这种沉寂，人民群众不愿沉沦，那些曾由林彪、江青集团定性为“封、资、修毒草”的文化元素，却又悄然在民间生根发芽，逐渐蔓延开来。随之，口头文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文化大革命”时期，堪称一个荒诞至极的时代，亦是一个孕育冷嘲热讽的沃土，各式各样的笑话层出不穷，广为流传。

文革”中最具时代特色的当然还属政治笑话。如陈毅在造反派的批斗会上，打开手中语录本，凑近话筒高声宣读：“翻开语录本376页，最高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注：毛主席语录本仅有375页） 这是典型的一则政治笑话。

在东北的某建设兵团中流传着一个有趣的玩笑。每当兵团的知青们返回家乡，都必须在佳木斯火车站换乘火车，途中不得不经过广场上的毛主席雕像。有一次，几位知青同行时，其中一位突然发表观点：“按照毛主席的手势，我们五年后肯定能回到城里。”有人好奇地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指着毛主席的手势解释道：“你看，毛主席的手伸出，五个指头张开，这不就是五年吗？”五年后，这位知青再次回家时经过雕像，有人问他：“你不是说五年就能回去吗？”他无言以对。这时，另一位知青恍然大悟，拍手叹道：“我明白了！毛主席另一只手藏在后面，三个指头也清晰可见。五加三，原来要八年才能回来！”这个幽默的笑话在东北兵团知青中流传甚广。

在持续不断的群众运动浪潮中，民众为缓解紧张情绪，常常创作出一些口头文学以自娱自乐。此类口头文学虽非新现象，却在“文革”期间尤为盛行，成为那一时代的一大特色。

此类笑话，如样板戏中的《智取威虎山》，就有杨子荣打灯却灯不灭的趣闻；还有关于黑话的幽默对话（“脸色怎么这么黄？”“涂了层蜡？”“怎么又变黄了？”“又涂了层蜡？”）；更有因栾平的枪总是哑火，杨子荣归来时向座山雕汇报“我把他掐死了”的段子，这些笑料在民间流传甚广。

“小虫何”。最终，大家一致认为，“害人虫”这个名字最为悦耳动听。

在文化娱乐资源日益匮乏的背景下，业余群众自发的创作与表演活动逐渐兴起。在借用“大批判”的名义之下，人们纷纷寻求一抹娱乐的慰藉。“文革”时期，无论是农村的生产队还是工厂，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们的业余演出吸引了众多民众的关注。在这一时期，最受欢迎且最具生命力的群众节目之一，便是《老汉、老婆儿参加批判会》。节目中，几位男女演员化身为老汉与老婆儿，在场中边绕圈边说快板。

数位老者鼻尖沾附着浓密的胡须，头顶系着一条洁白的毛巾，腰间别着烟袋，依次排成队伍绕场而行，口中低声吟诵着。

东方发白天刚亮，

鸡叫三遍起了床。

咱们去开会。

×个老汉喜洋洋。

对准那：×××，

还有那：×××……

紧接着，裤脚扎起的老婆婆们步履蹒跚地走上台来。她们口中低声念叨着。

老婆儿我喜心上，

两腿走得忙。

社里开批判会，

会上我把话讲;

对准那：×××

还有那：×××……

在演出之中，“×××”这一角色，其扮演者可随时代潮流的演进而有所更迭。昨日或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身影，而今日则可能变为孔老二、林彪的形象。对于农民们而言，不论批判何人，观看这些文艺小节目不过是为了寻求一份欢愉，享受片刻的喧嚣，与庙会上观看舞狮、踩高跷并无二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评书艺术逐渐在民间得以复兴，并迅速流行开来。

《锁链中的血痕》、《梅花党传奇》、《绣花鞋下的秘密》

1970年冬日，北大荒小兴安岭的万人愁林场内，东北兵团15团的29连知青与老职工们悄然邀请了一位哈尔滨的知青前来讲述评书《黄英姑》。邀请这位知青前，众人先行以恭敬之心奉上香烟与茶水，随后方才展开讲述。每当情节进入危险关头，帐篷内的知青们无不屏息凝神，聚精会神地聆听。连续六个夜晚，众人沉浸于评书艺术的无穷魅力之中，即便白天上山伐木，也因之精神焕发，干劲十足。而被众人尊为高手的哈尔滨知青，实则曾拜师学艺，并对原著小说进行了许多富有创意的演绎与增色。

1969年，北京东城南小街的居民中，有一位名叫王四的评书艺人。评书，讲究的是说与评相结合，时而化身为故事中的角色，时而跳出故事之外，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点评。王四的说书技艺不仅生动传神，他在点评时的独到见解更是常常让人忍俊不禁。那是一个特殊的1969年，尚未下乡的72中学生们，便时常结伴而来，对王四充满了敬意，他们敬烟送糖，恳请他讲述评书。王四擅长聊天，一路说评不断，内容新颖，绝无重复。

1955年的寒冬，干面胡同（位于南小街之内）的煤铺中鞭炮声此起彼伏，标志着公私合营的到来。正是在这炮声之中，故事的主人公呱呱坠地。当“文革”来临，主人公年仅11岁，身为小业主的他便伪装成工人身份，投身于革命与大规模的串联活动。串联途中，他屡次扒火车、盗取铁路物资，与人发生冲突、与女子调情，时而遭遇挫折，时而占得便宜，历经种种冒险，却总能化险为夷。此外，故事还巧妙地融入了上层政治斗争的元素。

王四所讲述的评书，其独到之处在于融合了演唱元素，每当讲述到精彩段落，便随之飘荡起悦耳的歌声，诸如《秋水伊人》、《七十五天》、《精神病患者》等，无不换以新颖词汇。他以一位男主人公为主线，巧妙地串联起众多人物与事件，故事时常枝蔓横生，仿佛瞬间远行。因此，某些段落便成了永恒的悬念，似乎永远无法讲尽。每当王四唱起歌来，众人无不肃然起敬，那磁性嗓音所赋予的歌曲，便仿佛注入了无尽的韵味。

《七十五天》的故事背后，蕴含着一段充满曲折的经历，涉及盗窃、斗殴以及入狱服刑的种种磨难。

离亲75天，身处牢房。

眼前是铁门和铁窗。

回忆往事如絮飞，

泪水就流成了行，

亲爱的妈妈，

你我都一样，

日盼夜又想——

《七十五天》

谈及“拍婆子”的传说，王四轻吟一曲《流浪的人》。

风儿不停吹。

眼泪成冰

姑娘心变了。

嫁给富人。

他忘恩负义背叛了我。

我是流浪者。

这首歌曲不断回荡着“只因为我是个流浪的人”这句歌词。在故事的主人公沿途目睹的种种“闹剧”背后，隐藏的全是血泪交织的悲情故事。王四无疑是一位讲述故事的天才。

昔日，京城流传着有关《血的锁链》的传说。青年作家史铁生在其作品《插队的故事》中对这一故事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绘。以下是原文摘录：

那首歌曾是知青群体中广为传唱的热门曲目。关于这首歌，还流传着一段温馨的传说。

一道道锁链将我束缚，却无法禁锢我为你吟唱心底之歌。那歌声，饱含着热血与泪水，与你一同随车轮翻飞，与你一同随车轮翻飞……

传闻中，有那么几位热衷于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曾是高中的佼佼者，自诩为“玩主”。所谓“玩主”，便是那种风流倜傥，又带着几分不羁风采的男子。生活似乎并未对他们温柔以待。他们囊中羞涩，却凭借着强健的体魄，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名山大川。有时他们靠搭乘他人的车辆，有时则徒步前行，夜幕降临，总能找到安身之处。一日，他们心生向往，欲一睹海之壮阔，便来到了北戴河。在那里，他们邂逅了一位从北京而来的小姑娘。这位小姑娘此行是为了寻找她父亲的一位老战友，以求探知她父亲被囚禁之地，可惜未果，且钱财也已耗尽。

岁月如逆旅，心中镌刻往昔痕，那如火红颜，青春的战友，你还记得吗？还记得吗？

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季，北戴河的他们依然毫不犹豫地跃入海中畅游。在远处的海滩上，一位显得有些迷茫的小姑娘伫立着。众人不禁评价道：“瞧这丫头，气质非凡。”

在饭馆偶遇的那日，他们再次遇见了那位小妹妹。“嗨，你打算点些什么？”有人向她询问。“我不觉得饿，只是有点口渴。”小妹妹回答。“要不一起用餐吧。”“不了，我带了话梅。”她解释道。“话梅？”一群年轻人不禁笑了，“话梅能代替饭食吗？”

口袋中的话梅，杯中的美酒，海边的孩童身影难以忘怀……你似妹妹，我似兄长，赤诚之心点燃了友谊的火焰……

他们与她相遇，彼此熟悉起来。几日来，他们一同在海边游玩。攀登时，他们相互扶持。游泳之际，她坐在岸边照料衣物。她提及，哥哥也参加了插队，若哥哥在此，定会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的海水中。她享用他们所提供的食物，他们也分享了她的话梅。“你为何携带这么多话梅？”“我父亲极爱话梅，如同我。”她说。“讲中文，何出此言？”“我父亲和我。”他疑惑地回应。“你竟不懂，我指的是我父亲和我。”小女孩笑得前仰后合。“我该听妈妈的话吗？”“不，我小时候，张叔叔对我非常关心。”“今日你又去寻找他了吗？”“他仍未归来。”“他恐怕不会回来了。听我的，没错。”“不，他确实不在家。”“为何他们不允许你进入？”“只有张叔叔认识我，其他人都不认识我。你竟不相信？”“……”

人世间的道路如雪花般飘散，听闻你的往事，我不禁心生感慨，泪水悄然滑落，湿透了衣襟，只恨相遇得太晚……

传闻之中，他们中的一员倾心于那位幼女，却只得等待她日渐成长。于是，他挥笔写下这歌词，另一位则为之谱曲。

他们与她结束了关系。他们重返当年插队之地，为她购置了一张返回北京的火车票，这亦是他们首次如此正式地用钱购买车票。

在“文革”时期，流传最广的传奇故事非《梅花党》与《一双绣花鞋》莫属。

《梅花党》的情节，虚构了王光美（实则遭到诬陷）以及郭德洁（李宗仁的夫人，亦被诬陷）等五位知名女性，被描绘成潜藏的美国“战略特务”。这一故事荒谬至极，毫无可信之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此类荒诞的传闻亦不足为奇。

故事情节依旧遵循着一位英俊青年潜入敌营，与敌方高级将领的千金在豪华场所共舞的套路。然而，在这其中，故事特别强调了墙上挂着的梅花图，以及保险柜中那朵硕大的金属梅花。在故事的初期，当夜幕低垂，主人公悄无声息地潜入敌人的密室，用钥匙开启保险柜，突然门外有人闯入。区别之处在于，这幅梅花图和金属梅花的出现，为故事增添了独特的色彩。故事的上半部分，随着外面敌人的突然闯入，我方情报人员巧妙地通过暗道机关逃离，就此落下帷幕。

故事的下半章，记录了1965年李宗仁与郭德洁携手归国的情景。在天安门广场上，郭德洁意外地目睹了众多国民党特务的踪迹。紧接着，郭德洁遭遇暗杀，而我方原敌工人员则持续追查“梅花党”，在一次偶然的邂逅中，与敌军将领的女儿相遇，最终成功将敌方特务一网打尽。

如前所述，这只是众多版本中的一例。此类故事往往众说纷纭，每个讲述者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有所增减。我曾与几位友人探讨过这个问题，有趣的是，他们中无人能够完整地讲述整个故事，多数仅能回忆起部分内容。通常，这个故事由最擅长闲谈的人娓娓道来，一连数晚也未必能讲完。由于讲述者常常即兴发挥，信手拈来，故事中往往会出现额外的枝节。有时，甚至会将其他故事，如《绣花鞋》等内容穿插其中。

《一双绣花鞋》的故事在“文革”时期广为流传，而在此之后，多部影视作品（例如电影《雾都茫茫》）亦从中汲取了灵感。其中，关键的细节——那位于阴暗楼梯顶端、布帘缝隙中露出的绣花鞋——尤为引人注目。

一同盛传的还有《绿色尸体》（于医院停尸房内发现敌特电台）、《失语症》（因恐吓而失声的女工，在一位女护士的引导下指认了凶手）等惊悚故事。这些故事虽无明显的政治寓意，但在文化娱乐极度匮乏的“文革”时期，它们如同狂风一般，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例如，《绿色尸体》便曾在北京市、河北石家庄的27军、安徽当涂的86医院、南京汤山的第11测绘大队、广州中山大学等地流传甚广。

（摘自《1966-1976年的地下文学》/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