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鸿：为“四人帮”集团殉葬的那些人

1976年10月6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高级官员被实施隔离，并随即接受了严格的审查。

知名诗人郭沫若情绪高涨，挥毫泼墨，倾力创作了《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这一杰出篇章。与此同时，中年诗人贺敬之心潮澎湃，激情四溢，创作了抒发胸臆的佳作《中国的十月》。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由施光南谱曲、李光羲倾情演绎的《祝酒歌》，其旋律生动而传神，淋漓尽致地传达了那个时代广大民众共有的喜悦情怀。

有喜有忧。

回顾那段时光，不难发现：在全民共享欢乐的氛围中，亦有少数人陷入了情感的深渊，其中不乏那些选择以生命之终来终结自身痛苦的个体。

王曼恬之死

1977年1月27日，王曼恬同志，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现职为市委副书记，同时亦身兼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今副市长之职，不幸选择了以自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曼恬，湖南湘乡之女，于1913年在此地降生。她不仅是毛泽东的表侄女，更是王海容的姑母。这一切的渊源，皆因她的祖母文六妹，系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亲姐姐；而她的父亲王星臣，则是王海容祖父王季范的同胞兄弟。

在那个三十年代的岁月里，她毅然投身于上海的新华艺专，专心致志地研习美术，并在隐蔽的斗争中磨练自己的意志。之后，她毅然前往延安，在边区一队担起了美术教员的职责。1938年，她与诗人鲁藜喜结良缘，共同养育了三个子女。

自1949年伊始，其曾先后担任天津女子第一中学的教务主任以及市教育局分局局长的要职。

1955年，天津市文化局当时的局长鲁藜不幸被错误地归为“胡风分子”。历经无尽的苦难，王曼恬最终毅然选择了与鲁藜解除婚姻的羁绊。

1968年二月，王曼恬向江青发出一封信，其中揭露了天津举办了一场代号“黑会”的隐蔽集会。这场集会上上演了所谓的“黑戏”——正是天津举办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以及由天津人民话剧院精心编排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这封信迅速引起了江青的高度警觉。

2月21日凌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中央高级领导人亲自接待了乘坐卡车抵达的一千余名天津各界群众。在会议中，他们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某些人士，并对天津文艺界及政法界提出了整顿的要求。会议落幕之后，市公安局局长江枫随即被拘留，而副市长王亢之在返回天津后，不幸服用了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紧接着，天津地区迅速展开了针对“二黑”势力和破坏公检法的批判运动。这一事件，便是文革期间颇具影响力的“二二一”事件。

王曼恬荣耀晋升，担纲重任，荣任天津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不久后，她再攀高峰，荣膺负责文化教育的市委书记一职。

1971年7月，她再次肩负起重大使命，就任国务院文化组（接替文化部职能）的副组长一职，并成为党组成员，主要负责美术领域的管理工作。

吴德忆起，往昔他肩负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的重任，却因日常工作由会泳等江青亲信主持，工作倍感艰难。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万里建议，将王曼恬调入文化组。理由在于，王曼恬不仅是王海容的姑母，与毛主席亦有着亲戚关系，因此具备与毛主席直接沟通的便利。吴德随即邀请王曼恬在文化组兼职，并明确告知，她在天津的工作无需变动，只需每周来文化组一到两次即可。王曼恬表示赞同，但提出需先征询毛主席的意见。吴德建议她写信向毛主席咨询意见，王曼恬果然遵从建议，而毛主席也爽快地答应了。

吴德评价道，王曼恬在文化组的工作中表现卓越，她对毛主席汇报了诸多具体状况，有效地助力解决了文化组所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即便在多次面临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的恶意攻击，王曼恬的言行总能令他们望而却步。

王曼恬虽才华有所局限，但对工作投入了满腔热情，并且勇于直言。1973年，国务院计划将河北省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五县纳入天津市的版图，这一举措无疑将极大地促进天津的繁荣与发展，但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在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解学恭的委派下，王曼恬亲自前往拜访李先念副总理，多次详尽陈述利弊，最终成功推动了这一重要决策的落实。

王曼恬在扶持与宣扬陕西户县农民画的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热情与努力。



王曼恬在陕西。

自“四人帮”被彻底摧毁后，王曼恬便成为了清查工作的焦点人物。自1976年12月起，天津市委连续召开常委会，敦促王曼恬对相关问题进行说明，但她始终未能给出明确的答复，并且显现出明显的抵触态度。1977年1月4日午后，她在办公室内不慎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幸得警卫人员及时发现，迅速将她送至医院实施抢救，这才使其逃过一劫。

天津市市委迅速向中央进行了情况汇报，并针对王曼恬部署了细致入微的保护措施，成立了由二十余人组成的监护小组。解学恭对这支监护小组提出了三项具体要求：首要任务是确保严密防范自杀事件，做到万无一失；其次，在政治立场问题上要明确划清界限；最后，在生活细节上要对她给予恰当的关怀。

自1月18日至26日，市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以及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五家单位接连举行大会，对王曼恬进行了公开批判。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月22日，王曼恬向解学恭写信，倾诉了自己在批判浪潮中情绪激昂，同时，受到的监管措施更使她感到精神压力沉重，难以承受。

1月27日晚9点40分，当班人员发现熟睡中的王曼恬面色苍白，疑其可能突发心脏病，随即紧急召唤医生前来诊断。经检查，发现她的瞳孔已扩散，呼吸亦已停止。法医鉴定结果显示，她曾将床单撕成布条，与一条毛巾拼接，并将一端系于床头栏杆，另一端绕至脖颈。随着身体的滑落，她不幸窒息身亡。

研究数据表明，王曼恬在1968年2月至1976年10月这一时段内，向江青等人士寄出信件总计33封，并留存了23份电话通话记录。其中，致江青的机密信件直接导致了“二二一”事件的严重后果；紧接着，她步调一致地紧随江青，特别是在1976年，她大力推动了对邓小平的批判活动。

刘传新之死

在1977年5月19日的拂晓时分，北京市公安系统的干警们汇集于北京体育馆，共同出席了对市公安局前任局长刘传新的批判大会。但时间流逝一小时后，会场内依旧沉寂无声，未现丝毫会议的迹象。与会人员开始显得焦虑不安，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就在此刻，一则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现场：刘传新竟然选择以自尽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刘传新，曾担任南京军区某军的副政委，享有“文武兼备”的美誉。1967年伊始，中央政府下达了指令，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施军事管控，并计划派遣逾千名军官进驻。在南京军区分配到的名额中，特别强调需指派一名军职干部，因此南京军区推荐了刘传新。

2月11日，军管会正式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并随即展开军事管制。刘传新同志获任军管会副主任及党委副书记，从而跻身军管会的核心领导阵容。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市公安局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黑帮据点。一伙黑帮势力长期横行霸道，犯下诸多罪行，在政治立场上也与毛主席相悖，不遗余力地抵制毛泽东思想，推行资产阶级的专政，妄图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

继此，刘传新委派专项人员搜集整理各级领导在侦查案卷中的审阅批示，编制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通敌外国的调查报告》，对罗瑞卿等31位领导干部进行诬陷，指控其涉嫌“通敌”。紧接着，他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成员人数从最初的300余人逐渐增至2000余人，历时一年多，对全局各类档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核查，共计77万余卷，零散材料105万件。

一份题为《揭露以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等人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文件，将冯基平定性为“特务分子”，而邢相生则被标注为“特务嫌疑”。该文件依据汉奸宋××的诬陷，宣称自中央至地方，共有39名领导干部涉嫌卷入日伪时期的“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并有300余名教授、干部及职工被指控为日伪时期暗中潜伏的特务。

这些所谓的“罪证”导致北京市及公安系统众多干部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在这场灾难中，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长期主管政法工作的刘仁，于1973年10月在秦城监狱蒙冤而终。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等众多杰出人士被长期囚禁，而4000余名公安干警亦被迫退出北京市的公安队伍。

1976年清明之际，一场因缅怀周恩来总理而引发的“四五”群众运动在京城迅速蔓延。刘传新调动警力，对广场上的民众施加镇压，并采用高科技侦查手段，深入挖掘幕后势力，追踪相关线索，最终将目光聚焦于几位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和退休将军。



“四五运动”瞬间记

“四人帮”覆灭之际，北京城内涌现了《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的醒目标语和讽刺漫画。进入1977年，一名人士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宏伟建筑中张贴了一则题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檄文，明确指出刘传新是北京市公安系统独断专行的“庆父”，并强烈呼吁清算他作为“四人帮”爪牙，对民众施行镇压的罪行。

1977年1月27日，刘传新辞去了市公安局长的职务，同时接受了调查。他语气中带着几分失落，宛如被泄了气的皮球，感慨道：“我这一生，经历可谓丰富多彩，各类场合都曾有所涉猎，各式高档的饭店也皆留下了我的足迹……”

在审查期间，刘传新被隔离于他久居的东交民巷院落之中，心中满是沮丧与忐忑。5月18日，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告知次日将召开一场针对他的“批判大会”。听闻此讯，他的面色变得苍白，沉默不语，却竭力保持着表面的镇定。

翌日凌晨，他在自家的院落中，于一棵树梢之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1967年左右，受“三支两军”政策（即支援左派、支援工人、支援农民，以及军队管理军训）的影响，众多军官转任党政机关要职。其中，李震（曾任沈阳军区副政委，文革期间短暂担任公安部部长，后于1973年自尽）、郭玉峰（原任某军政委，文革中担任中组部部长）、施义之（曾任某军政委，文革期间担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等人均是代表人物。他们虽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却对上级指示执行得极为坚定。

在剧中，刘传新饰演了一位“酷吏”，其手段残忍，毫不留情。尽管他或许无法自主选择自己的职业，但他在分寸把握上的失当，终究使他成为了历史罪人的代表。



问责刘传新标语

于会泳之死

1977年8月31日，我国原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不幸因服毒而离世。

会泳，山东威海之人士，1926年呱呱坠地；翌年，投身革命事业，于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深造，掌握了谱曲、编导技艺，以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并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8月，我有幸被选送至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教育专修班深造；翌年9月，我留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担任创作组组长一职；1952年11月，我被调至该校民乐系，担任教员；1962年9月，我晋升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副主任。

自1965年开始，我受调至上海京剧院，全身心投入到京剧《海港》与《智取威虎山》的唱腔创作中。在这过程中，我巧妙地将传统京剧的唱腔与西方音乐元素相结合，既坚守京剧的正宗血脉，又实现了艺术上的创新突破。

1965年6月初，江青在《文汇报》上浏览了于会泳所撰写的评论文章《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对其内容深感赞赏。张春桥洞察其喜好，遂搜集了于会泳的其他几篇作品，江青阅读后均表示满意。随后，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内，她召集了《智取威虎山》与《海港》的部分创作团队进行会面，特意指名要求于会泳出席。

自此，会泳成功摆脱了批判的阴影。1967年春，他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主任及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双重职务，对“样板戏”的投入愈发深厚：他首创了“三突出”理论；主张“样板戏”采用中西合璧的乐队配置，以此拓宽京剧音乐的表现范畴；他主持了第二批“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作与排练工作，并在艺术风格上进行了创新，例如《杜鹃山》整剧均采用韵白进行对话。

1973年8月，于会泳荣幸地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随后被任命为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并实际负责该组的工作；到了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成功当选为文化部部长。



会泳与江青会于大寨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于会泳遭到了隔离审查。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一份长达近十七万字的交代材料，对于自己曾经紧随“四人帮”的脚步深感懊悔。起初，他尚抱有几分乐观，坚信自己未曾犯下什么恶劣罪行，他曾庇护过诸如浩然、汪曾祺等作家；许多行为虽属奉命行事，固然存在过错，但并非大罪；而他参与创作的样板戏也曾获得毛主席、周总理的认可。

8月21日，他得到了允许返回家中取回几件衣物，并向妻子给予了一些安慰：“审查结束后，他们将会对我作出处分，估计惩罚不会太过严厉，最坏的情况不过是返回胶东的故乡。”

8月22日，消息传来，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竟点名对他进行批判，犹如晴天霹雳，令他彻夜难眠。

翌日，他向专案组主动表示了认罪态度，并迫切希望能与中央文化部工作组组长会面，以便面对面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然而，工作组回应称，组长正忙于公务，无暇与他交谈。此消息使得于会泳感到彻底的绝望，精神几近恍惚。随后，看守人员向上级反映了他的精神状态，上级的指示是：“加强警惕，确保安全。”然而，并未提出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建议。

8月28日的清晨，于会泳在庭院中悠然漫步，不经意间发现厕所窗外摆放着一个装满消毒“来苏水”的瓶子。他悄无声息地将瓶子移至自己日常洗漱的处所。午后小憩过后，他前往厕所进行日常的洗脸刷牙，又将“来苏水”倒入刷牙用的杯中，随后用湿毛巾包裹，带回了自个儿的房间。



会泳与江青合影

他向母亲、妻子与女儿留下了一封遗书：我追随“四人帮”走上了犯罪之路，对于华、对于党、对于人民，我深感愧疚，我的下场，理应承受应有的罪责，唯有以生命作为代价（后改为“漫长的岁月”），方能稍解我的罪愆……我对“四人帮”痛恨不已，同时也对自己深恶痛绝；我决心消除与于会泳之间的旧怨，彻底改变自己的过去……

当夜幕低垂，大约在晚上8点钟左右，他一口气饮下了约160毫升的“来苏水”。待被发现时，他已经陷入昏迷，随即被紧急送往阜外医院进行抢救，但终因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因恐惧罪行而自裁，与党和人民彻底决裂。”随后，在1983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将其党籍予以开除，并撤销了他在党内外的所有职务。

张春桥母亲之死

1977年4月1日，张春桥的母亲宋蕙卿在上海不幸离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张春桥的祖辈乃清末的一名官员，其父张开益在家中排行第二。他本已考取了北京大学，却因家中长子已在京就读，故而未能成行。他随后在山东就读于一所医科大专，并曾担任高唐县国民党少校军医。随着日军对山东的侵占，张开益亦曾为日伪势力效力。直至日军投降，他继续在济南一所医院担任院长一职。

张春桥的母亲，比父亲年长五岁，出自富裕家庭，兄弟众多，因而备受宠爱，成婚之时亦相对较晚。婚后，她以其精明能干的特质，成为一位出色的家庭主妇，擅长勤俭持家。

长子张春桥、次子张铁桥、三子张秋桥、长女张佩英，以及未载明姓名的第四子与第五子。

在五十年代的开端，张春桥的父母曾短期造访上海。自他迁入康平路的市委宿舍后，便将双亲接至上海同住。



周恩来宴请尼克松，张春桥陪同。

张春桥遭遇变故后，其子张旗及其弟张秋桥亦被隔离，接受审查。

张旗，乳名毛弟，于1950年代初在上海降生，他是张春桥唯一的子嗣。

张秋桥，1920年诞生，于1937年12月抵达延安，比张春桥早两个月。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山东工作，并曾担任罗荣桓的秘书。1955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1963年起担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并担任社党委第一副书记。在文革期间，他遭受批斗和下放，直至1975年7月才获得“解放”，此后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自1975年1月起，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被捕后，张秋桥亦被隔离审查，原因是有怀疑他在1976年9月前往北京郊区某坦克师进行“活动”。

此外，早在1974年3月30日，张春桥的胞妹张佩英不幸因一场医疗意外在手术中离世，享年46岁。自1948年8月投身革命事业以来，她生前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自张春桥被捕之后，宋蕙卿孤身一人搬迁至了东安新村。

三载前，唯一的女儿不幸骤然离世，她引以为傲的两个儿子亦相继落网，就连年幼的孙子也未能幸免，被带走。试想，这位已迈入耄耋之年的宋蕙卿老人，究竟要承受多少痛苦与绝望。

研读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以及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等著作，皆未能觅得关于宋蕙卿自杀经过的记载。

网络流传着一个凄美的传说：一位祖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身边仅剩的百元之资悉数赠予前来探望的外孙女。祖母目送外孙女离去后，便选择了以生命终结这一悲怆的方式。

他们本可免死。

这几人本可免死。

首先，罪行不足以致命。除了刘传新因背负血债理应受到法律的惩处之外，王曼恬与于会泳所犯乃路线之误，而张春桥的母亲则完全是无辜的。

其次，他们对于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偏差。在文革期间，那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政治斗争，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绝望。他们又怎会料想：历经文革的中国将焕发出新的生机，社会与政治环境正逐步趋向宽松。

宋蕙卿老人未曾料想，儿子张秋桥与孙子张旗竟能安然无恙地度过审查。经过一番彻查，并未发现张秋桥身上有任何问题。1984年，张秋桥按照副军职的标准离休，并于2005年出版了名为《但求屹立天地间》的长篇回忆录。2010年，张秋桥逝世，享年九十岁。张旗同样在审查之后，很快便被证明无罪并获释。



晚年张秋桥

会泳未曾料想：即便身为卓越的音乐家，他的才华依然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在1997年，《音乐人文叙事》杂志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他留下的著作——《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时至今日，《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剧作品仍旧广为传唱，其独特的唱腔已然成为了经典。

于会泳之女，于佳易，诞生于1954年。她于1975年成功跻身总政歌舞团。然而，文革期间，她不幸受到波及，演出被迫中止。军队生活结束后，她一度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幸运的是，中国铁路文工团伸出了援手，但她仍面临诸多阻挠。在好友苏丹丹——叶剑英元帅的小儿媳、原总政歌舞团报幕员——的协助下，于佳易写信向叶帅寻求帮助。在叶帅的关注下，她得以加入铁路文工团，担任独唱演员，并在多部影视剧中献声。此外，她还发行了个人演唱专辑。1989年，她远赴澳大利亚，最终在悉尼安家落户。

即便刘传新背负着血海深仇，若非自戕，亦有望接受相对公正的司法审判。

1979年，我国首部《刑事诉讼法》正式颁布，这一举措标志着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依赖政策来决定刑罚的“人治”时代，《惩治反革命条例》亦随之被明令废止。

在1980年的金秋十月至岁末十二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犯罪集团中的十名首要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且审判过程得以同步直播。此举乃首次运用法律武器解决党内纷争，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飞跃。

1997年，我国正式施行了修订后的《刑法》，其中将“反革命罪”一词予以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表述。

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上，明确提出了“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三者间的协调发展，以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尚属首次，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工作报告中依旧沿用了“政治文明”这一表述。

时代进步，路途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