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死前为何要揭发江青？
康生早年认识江青？
据传，江青之母李栾氏昔日曾于康生府中担任家仆，正是在那期间，康生与江青结识。
关于江青的母亲是否曾在康生家中担任佣人，这一点难以查证。即便确实如此，那也发生在江青年仅五六岁的时期。1972年夏日，江青在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夫人对话时（我恰巧在场）提及：那一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之际，父亲因琐事对母亲痛下狠手，母亲终于忍无可忍，愤然带着我离家出走。“母亲外出谋生，我得以继续学业。”在诸城县，一位拥有数房妻妾的孙姓地主接纳了我们。不久，母亲又觅得一份差事，那是一家“破落”的地主家。在我尚且五六岁之时，便开始尝试在夜色中摸索着寻找母亲。
若有人将那位“落魄地主”视为康生家族成员，须知康生生于1898年，而江青则出生于1914年，两人年龄相差16岁。在康生正值二十一二岁青春年华之际，他又怎会对一个年仅五六岁的家仆之女产生特别的情感呢？
1937年7月，或据部分说法为8月，江青自上海启程，前往延安。当时，康生担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辅佐王明，与王明及陈云一同，于1937年12月，或有些资料记载为11月29日，自苏联重返延安。在此之前，江青已与毛泽东相识。
知名作家王凡与东平于《党史博览》2007年第3期发表的《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一文中指出：“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最终得以解决，她本人也于1937年11月进入抗大学习。在抗大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来做客。很快，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
康生未牵线。
江青与康生的政治及个人关系，始于康生自苏联返回延安之际。在此之前，二人是否有过相识，因缺乏确凿的史料，故难以确切知晓。
自康生自苏联返抵延安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要职。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并推动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活动。
康生对江青的处境了如指掌，深知两人乃山东同乡之谊，且对江青与毛主席间的深厚关系亦甚为了解。因此，他对江青的每一步成长都格外关注。在1938年7月1日，正值建党17周年的纪念日，中央党校举办了盛大的庆祝大会。康生担任大会主席，张闻天发表演讲，而晚间的文艺节目则是精彩纷呈的京剧《打渔杀家》。
昔日，康生担任党校校长，江青则为党校的学生。康生鼓动江青担纲主演萧桂英，并亲自执棒乐队击打小鼓。此剧公演反响热烈，江青的演出尤为出色。自此，江青在延安的名声日益响亮。
人们曾言：“昔日江青风华绝代，不仅能演绎电影，更是京剧舞台上的一绝。”就我所知所闻而言，江青与康生的关系，整体上算是融洽和谐的。
互相关心，支持配合。
在党的九大召开之际，江青迫切渴望跻身政治局，而康生则为实现她的这一愿望不遗余力地提供了帮助。待九届一中全会圆满落幕，江青如愿以偿成为政治局的一员，康生随即喜出望外，兴冲冲地赶至江青的住所——钓鱼台10号楼，满怀热情地向她表达祝贺。
数日之后，康生再次挥毫泼墨，为江青题写了“风华正茂”四个气势磅礴的大字。（康生书法颇佳，左右开弓皆能。他不仅能刻印，还擅绘画，真是个才子——作者附注）康生更是请人精心裱帧，将字迹嵌于雅致的镜框之中，亲自登门，将这份心意郑重地交至江青手中。
“江青同志，实为我的得意门生。”（追溯至延安时期，康生身为党校校长，江青则为其学员，彼时二人正是师生之谊——注者按）康生离去后，江青特意吩咐我们，将此条幅悬挂于大厅正面的南墙之上。
江青牙龈不适，牙龈发炎时，康生得知此事后，便热心且耐心地向她推荐使用竹盐水进行漱口。江青采纳了他的建议后，康生随即召集了负责江青膳食的厨师程汝明同志，亲自指导他如何制作竹盐水。
康生言：“选取鲜嫩的竹子，将粗颗粒的海盐填充其中，尔后将竹筒置于烤箱中进行烘烤。如此一来，竹筒内部的细薄膜层亦化为炭状，盐粒亦呈现出焦黑之色。待其冷却后，以清水冲泡此盐，以此水漱口数日，牙龈炎便可不药而愈。”江青恪遵其言，严谨行事。果真效果显著，几日之后，牙疾已愈。
为表对康生关怀、援助与勉励之情的谢意，江青特地邀请他至自己的摄影棚，为其拍摄了一套标准照，并将照片放大至十六寸尺寸，亲自递送至他手中。鉴于康生常受咳嗽困扰，江青特意为他量身打造了一条獭皮围脖，用以守护其脖颈与喉咙，以防受寒。
康生因精神压力过大、用脑过度，以及吸烟量过猛（平日里常吸三包小熊猫香烟）等因素，自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其心理与生理状态均发生了显著变化，精神与体魄相较以往大不如前。他茶饭不思，睡眠稀少。
“味道极好。”康生见状，亦随之尝食。江青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江青回到自己的居所后，对工作人员坦言：“康老的行为颇为奇特，他人饮过的茶，即便仅在其眼前经过，他也会迫不及待地取来一饮而尽，似乎认为他人所食、所饮之物，便能证明其无毒无害。”有人推测，他或许正遭受着严重的老年抑郁症之苦。
为了博得康生的喜悦，江青屡次派人送去鲜花，以表敬意。一日，江青亲自驾驶一辆红旗轿车，前往为康生送花。然而，由于她初涉驾驶，技艺尚浅，当车行至钓鱼台8号楼东侧的小桥时，险些驶入湖中。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司机小刘目睹了这一险情，迅速出手，猛地扭转方向盘，及时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江青，一位见多识广的人物，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她并未感到惊慌失措。即便站在康生的病榻前，她依旧保持着镇定，优雅地邀请康生欣赏花朵，并关切地叮嘱他要注意身体，期盼他早日康复。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早期阶段，尽管康生身患重病，他却热情地支持并全力协助江青的行动。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机关举办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公开赞誉道，康老功勋卓著，康老立下了汗马功劳……
江青敬重康生。
江青对康生怀有深厚的敬意，这一态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称呼方面。江青在无论是面对康生，还是在私下交流，亦或是在书面表达中，我未曾听闻或目睹她直呼“康生”二字，她始终以“康老”这一尊称来称呼他。
其次，在态度方面，江青在我们工作人员面前始终保持了对康生的尊重，从未提及他的负面言论。即便偶尔情绪激动，想要吐露心扉，话到嘴边却即刻收回。然而，私底下她却屡次议论陈伯达的不是，形容他“不拘小节、气度狭小”，“他自称是平民百姓，哪里有他这样卑微的平民百姓，官职越高，压力越大”。她还提及：“我曾与他（陈伯达）争执，甚至在面前摔碎了杯子。”更有一次，她在我的面前抱怨起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不满。她说：“我与陈伯达争执之际，张春桥和姚文元却保持沉默，未坚持原则，我要求他们两人作出检讨。”（他们确实写了检讨，并亲自递交给了江青，这才平息了此事——作者注）但那次争执中，康生同样未发表意见，而江青也未对此有所追究。
三、在观影方面。江青对电影的热爱，早已声名远扬。位于钓鱼台17号楼的放映室内，收藏了上百部影片，未经江青的许可，无人能够擅自取走这些影片，唯独康生例外。
江青邀请康生一同观影，若康生因故无法同行，江青对此并无任何微词。至于张春桥与姚文元，江青告知他们一同观影，除非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能陪同，否则江青会感到不悦，甚至流露出不满之情，有时还会对他们提出质疑。
康生态度急转直下。
自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康生对江青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显著转变。在我看来，他对江青的不满情绪不仅体现在言辞上，更在行为上有所流露。昔日，康生常至江青居所，无论有事与否，总会登门拜访，而今，却再未踏足其宅。
以前，江青请康生到17号楼陪她看电影，康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不去的，以后再请，一次也不去了，但江青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以前，康生对江青很尊敬，是江青政治上的坚强支持者和依靠者。从来没有听到过康生对江青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就不同了。
在那年的中秋佳节，毛主席特地向江青赠送了五束鲜嫩的粘玉米。江青随后将这些玉米分给了康生、张春桥以及姚文元各一份。此举随即引发了康生的联想。某日，他向自己的秘书黄宗汉谈及此事，不禁感慨而言。
“5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5个人，意思就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由此可以看出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了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5个玉米的含义的。”（1999年3月21日，黄宗汉告诉我的——笔者注）
那日，江青访问康生，归途至其居所，却忽然神色不悦，面露愠色道：“昔日我对他关怀备至，乃至亲手织就毛衣相赠。记得在延安岁月，我曾为领袖织过毛衣，也曾为康老亲手缝制。然而，今时今日……”彼时，我们未能领悟她话语中的深意，直至事后方明，他们之间已然生隙。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及：“以往诸多交流，你未能付诸实践者甚多”，“待我离世，你又将如何自处？”
同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公开发表了对江青的批评：“切勿设立两个工厂，一个是钢铁工厂，另一个则是帽子工厂，我们不应随意给人扣上大帽子。”他紧接着公开声明：“她并非我的代言人，她只是代表她自己的立场。”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江青抱有野心，她意图让王洪文担任委员长一职，而她本人则谋求党的主席之位。”
10月18日，王洪文依江青等人安排，前往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期间，对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进行了诬陷。毛泽东主席对此予以严厉警告，提醒王洪文警惕江青，避免与其过于亲近。12月23日，尽管身体抱恙，周恩来总理仍陪同王洪文一同前往长沙汇报，毛泽东主席再度提醒王洪文：“切勿追随四人帮”，“切勿结党营私，否则必将自食恶果。”他强调：“江青怀有野心，你们是否察觉？我认为是有的。”毛泽东主席还重申，邓小平同志将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以及总参谋长。
康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老谋深算，又十分熟悉党内斗争，善于窥测政治动向，看到毛主席对江青一再进行严厉批评，就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想急忙与她划清界线，拉开距离。
他毅然拒绝江青的探视，即便相见，亦对她冷若冰霜。身患重疾的康生，在周总理于1974年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之际，急切地向周总理举报江青与张春桥的叛徒身份。随后，他又托人向毛主席传达相关信息，揭露江、张的叛徒之嫌。
无疑，江青乃一位聪慧且政治意识敏锐的女性。她对康生对其态度的剧变心知肚明，心中颇为不悦。然而，这种不满通常都被她巧妙地隐藏起来。
康生死前揭发江青和张春桥。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件。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这源于他根深蒂固的投机本性；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他“迫害狂”的天然反应。在粉碎“四人帮”的初期，甚至有人公开发声，称此行为是康生与“四人帮”之间斗争的明证。1978年，我在中央党校参与“清查”工作，在整理有关“康生问题”的资料时，曾目睹过康生揭露江青、张春桥的相关内容。以下，我将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对此事进行一番探讨。
1974年12月，周总理计划于23日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在此之前，病重缠身的康生被架上担架，被抬至周总理处，揭露江青、张春桥的叛徒身份。随后，康生还紧急让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主席传达这一信息。这一系列举动显得异常紧迫。次年，康生因病离世。康生曾是江青集团的关键成员，但他在临终前为何如此迫切地要揭露江青和张春桥？康生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为了破解这一谜题，仅需回顾1974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具体政治局面，便能洞悉其奥秘。当年的局势主要围绕“批林批孔”运动以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部署展开。
1974年初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周恩来的。江青通过其操纵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为名，含沙射影地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所采取的正确措施，特别是落实干部政策、重新安排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进行猛烈攻击。
正当江青一伙起劲攻击周恩来等人的时候，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后抱病沉寂一段时间后，突然活跃起来。他积极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动，把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负责人和一名教授推荐给江青。
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称，康生同志功勋卓著，康生同志确实建立了一项重大功绩……进入五月，尽管康生同志的病情有所加剧，但他在此期间对江青的阴谋图谋始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给予了积极的协助。
江青及其同伙的盛况并未持续太久。1974年下半年，我国政治局势发生了显著转变，毛泽东屡次对江青集团进行了严厉的指责。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他对江青进行了批评，指出：“切勿设立两个工厂，一个名为钢铁工厂，另一个名为帽子工厂，动辄给人戴上大帽子。”
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在此前的3月20日，毛泽东还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这期间，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江青的亲信、国务院科技组负责人迟群，说他是“北京一霸”。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则通知，宣布将于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之前，毛泽东曾提出建议，让复出的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职务。到了10月18日，王洪文依循江青一伙的策划，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却诬陷称，总理在医院中昼夜与人交谈，其中频繁与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会面，声称北京现正弥漫着“庐山会议”的气氛，并对周恩来和邓小平进行诬陷。
毛泽东立刻对王洪文提醒道：“务必警惕江青，切勿与其过分亲近。”12月23日，身患疾病的周恩来与王洪文一同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际，毛泽东再次对王洪文叮嘱，“切勿参与形成四人帮的局面”，“切勿陷入宗派之争，否则必将自食其果”。他直言：“江青野心勃勃，这一点显而易见。我观察下来，确实如此。”接着，他又提及，邓小平将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以及总参谋长，身兼三职。
在屡次对江青及其同伙进行严厉批评之际，毛泽东亦强调周恩来负责主持党中央以及政府日常事务。此举对于挫败江青一伙意图“组阁”的阴谋，确保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种局势之下，康生，一位对党内斗争了如指掌、擅长洞察政治风向的资深人物，对未来的形势走向有着清晰的预判。这位历来精明算计、擅长趋利避害的康生，对江青的态度也出现了显著的转变。
他迅速与江青及其同伙保持距离，明确划清界限，转而向周恩来与邓小平靠拢，并展现出一系列明显的姿态：
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总理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他托人带话给毛泽东，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他托邓小平“在中央讲讲解决党校问题”以示“尊重”等
其实，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也好，靠拢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友好也罢，并非真心实意。他在临死前对一个亲信的谈话，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1974年12月26日，康生病榻之上，召见了中央党校的负责人。此时，他的话语已显得吃力，言辞含糊，有些内容甚至需要贴身秘书加以复述。康生语气断断续续地陈述道：“下部长瘤，出血不止，已是无法支撑。党内斗争错综复杂，非你所能透彻理解。迟群犯下了错误……我们党正面临危机，有落入邪恶之手的风险。我已力不从心，但内心深处，我绝不愿就此离世……”
康生曾言：“党的命运堪忧，恐将落入不良分子之手。”这究竟所指为何？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同志荣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之职。进入1月中旬，他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四届人大会议后，担任了第一副总理的要职。
此后，在周恩来同志病情加重之际，邓小平同志肩负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牢牢掌控着党政军大权。这不仅违背了康生同志的意愿，让他感到“不甘心”，也在他的预料之中。将这一局势的发展与前所述“党有危险，将落入坏人手中”的警告相联系，其深意便愈发昭然若揭。
显而易见，康生急于揭露江青与张春桥的真实意图。他于1975年12月16日离世。
历史无情且公正，康生即便在临终之际试图通过“揭发”江青与张春桥以博取死后美名，亦无法规避历史的公正裁决。198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通报了康生直接涉入林彪、江青等人策划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具体罪行。
康生终究沦落至历史耻辱的巅峰，最终遭受了名誉扫地、声名狼藉的悲惨结局。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旧施展了“机关算尽”的伎俩，试图通过“揭露江青、张春桥”的手段来蒙混过关，然而，这一举动非但未能遮掩其善于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本性，反而成为其此类行为的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