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当年是如何“举报”王洪文的？

张春桥批示道：“文元同志审阅完毕，一并存档于你处。”

以下为1975年3月，徐老三致张春桥、姚文元的信件摘要，信中反映王洪文若干问题。“四人帮”覆灭后，此信件被整理并作为批判资料印发。

春桥、文元同志:

冯国柱同志与金祖敏同志曾提及，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洪文同志曾两次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款待宾朋。首度宴请时，嘉宾们品尝了地道的中国佳肴，其中包括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陈阿大、叶昌明、马振龙及小仇（现任秀珍与敬标的秘书）等。烹饪这些美味佳肴的厨师，系从上海“莫有财”菜馆特意调遣而来。宴会期间，众人畅饮美酒。餐后，全体宾客又一同观看了美国电影《巴顿将军》，直至黎明时分方才结束。

第二次设宴，我们品尝了地道的法国佳肴，这顿盛宴特意邀请了锦江饭店的资深大厨（同时也是四届人大代表）至钓鱼台精心烹制。餐桌上，我们享用了诸如“烙蛤蜊”等法国名菜。而烙蛤蜊所用的特制盆子（盆中布满半圆形孔洞，蛤蜊便置于其上）以及新鲜蛤蜊的挑选，均由小仇一手操办，专程从上海运送而来。当天的宴会，其规格与接待西哈努克的仪式相仿（冯国柱如此描述）：桌上摆满了各式刀叉与酒杯，每位宾客面前都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每上一道菜，便举杯畅饮。享用完法国菜后，还放映了西德电影（具体片名不详）。受邀出席的包括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李彬山、小仇等；而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等人虽未被邀请，但他们早已得知小廖邀请了人大代表花师傅，并准备设宴款待。那天，他们焦急地等到深夜，却在宣布名单时并未见到自己的名字，“阿大怒不可遏，竟一脚踢开了京西宾馆的房门”，而马振龙等人则“识时务者为俊杰”，乖乖地回房休息了。（此为金祖敏的原话）

1973年9月，王洪文（位于第二位，从右数）荣幸地陪同周恩来总理，共同迎接了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

“没我的份！什么都不用准备！”说完便挂断了电话。陈阿大随后去找金祖敏嘲讽，说：“你们要的专机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他还向其他几位人大代表抱怨，并煽动了一部分人也想乘坐专机。天水和秀珍意识到情况不对，便谎称领导同志还有事务，当晚需要与天水、秀珍、祖敏、冯国柱、李彬山等人谈话，因此要求这五人留下，其他人则先行乘坐火车离开。实际上，代表团刚离开一小时，他们五人便登上了三叉戟专机，飞回了上海。（他们还邀请了金英同志一同乘坐，金英同志又怎会知晓其中的真相呢？）

翌日午时，人大代表团的列车抵达了上海北站。我和天水、秀珍一同前往车站迎接。秀珍同志担心泄露真相，竭力劝我也一同说谎，声称他们刚刚抵达，实则他们已在上海度过了前一晚。洪文同志调配一架专机，其轻松程度仿佛仅需调动一辆汽车一般。

在人大会议期间所发生的诸多事宜，天水与秀珍两位同志并未向我透露。直至金祖敏同志即将调往北京之际，因对陈阿大有所不满，这才向我提及一二。至于冯国柱所提及的情况，则是在我偶然向他咨询有关花师傅的近况时，不经意间透露的。

1973年9月，在盛情款待法国总统蓬皮杜的晚宴之上，王洪文（位于左二位置）举杯向蓬皮杜总统敬酒。

事实上，人大会议期间所发生的诸多事件并非孤立。在十届二中全会仅有的三天会期内，洪文同志便邀请我们共进餐两次，这一幕我亲历了。记得一月八日全会启幕的当晚，小廖紧急通知秀珍，要求我们全体“待命”。上海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们一直守候至午夜十二点，却毫无动静，于是陆续入睡。凌晨一点半，突然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来到京西楼下一瞧，原来小廖已驾驶三部汽车来接我们。于是，天水、纯麟、秀珍、祖敏、周丽琴、杨富珍、汪湘君、张国权、冯品德以及我本人，共十人，登上了前往钓鱼台的车辆。当晚，洪文同志设宴款待我们，并请我们品尝了湖南长沙出产的著名“白沙酒”。餐桌上，除了洪文同志外，只有小廖相伴；我询问肖木的去向，得知他早已入睡。宴会结束后，我们一同观看了美国电影《出水芙蓉》。

“都快吃完了，只剩下最后一瓶了。”

洪文同志的宴请费用有特别途径报销。）除此之外，传闻洪文同志还曾在钓鱼台分别会晤并宴请了马振龙、廖清纯、祝家耀等人士。直至近期，张振亚同志自全国体工会议返京，仍提及洪文同志设宴款待他，并共同观赏了描绘大地震的恐怖、黄色影片《日本的沉没》。（张振亚语）当然，我所了解的此类宴请之事，不过是冰山一角。

“上行下效，此理不谬”，领导同志若是倡导此类风气，下属必然纷纷效仿。以小廖为例，去年及前年，他往返上海处理事务达四次之多，每次均有宾客热情邀请他共进晚餐。秀珍、敬标、黄涛以及警卫处的康宁一政委等人均曾单独设宴款待他，原工总司的同志们亦纷纷邀请他，使得他得以遍尝各大饭店的美食。更有一次，马老先生也主动请缨，特意在锦江饭店摆下两桌盛宴。虽然我未曾邀请他，但要求我作陪的场合亦有三次。至于其他多次邀请（包括小廖的反邀），由于他们避我而行，并未告知于我，我乃是通过警卫员等途径得知的。

在一次聚餐场合，天水同志当着洪文同志以及我们的面前评论道：“洪文同志调至中央工作后，确实进步显著！”洪文同志随即回应：“这并非虚言夸大，像马老这样的老同志精神风貌，在全国确实是罕见的！”此类言论若出自两位高级党干部之口，难道是常规之举吗？再者，像小廖这样的秘书抵达上海，不仅有人竞相邀请用餐，秀珍同志更是率领黄涛和原工总司的同事们，组成庞大队伍前往机场迎接，这种现象不止一次发生。这不正是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同伙行为吗？

“由于上海干部较多，这次中委提名没有你的份，未来你有望担任市委书记。”黄涛同志在工作能力上相当出色，但在处理与洪文、秀珍、廖等人的关系时，却暴露出一种低俗的资产阶级风气。关于体育馆的改造，黄涛同志显然持有不同意见，私下也曾向我透露过，但在讨论会上，他却积极支持改造，甚至提出在主席台后安装电梯，以方便领导。然而，在春桥同志对洪文同志进行劝导后，洪文同志迅速两次来电要求停止敲打和改造；次日，春桥同志在与马老交谈时再次指示，不要只为了外观而改造主席台。马老将这些信息告知了黄涛，但在此之后，黄涛却与小廖通话，建议按照洪文同志的初衷，拆除主席台下的七根柱子进行改造。小廖询问后并未得到回复。这些情况都是马老亲口告知我的，他对黄涛的这种行为也略有微词。黄涛此举究竟意欲何为？是私下表示效忠吗？

洪文同志在上海任职期间，对乘坐何种车辆、穿着何种面料的衣物以及皮鞋的款式都有独到品味。来到北京后，他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物品更加丰富。据我所知，他拥有一台能拍摄连续动作的外国相机，一台夜间充电、白天使用的日本袖珍收音机，一台能演奏音乐的打火机，一台能远距离操控的彩色电视，以及工交组赠送的国产录音机。此外，他还收到轻工业局马振龙等人送来的手表、相机、酒心糖和彩色胶卷等礼物，还有在上海定制的服装和皮鞋，以及从上海公安局领取的猎枪。直至二月十日，金祖敏前往北京工作前，黄涛还悄悄地让他帮忙携带一支特制的猎枪给洪文同志。这支猎枪被拆分后，伪装在一个手提盒子里。（林彪等人曾用盒子装过冲锋枪，我们为何效仿他们的做法呢？）

他们不仅取走了必需品，还包括了食物与货币。张敬标同志不仅多次向洪文同志赠送螃蟹、蚶子、水果等各式食品，还频繁送去金钱（去年春秋两季，小仇曾秘密前往京城两次）。据敬标同志本人所述，洪文同志那里每个季度都会收到一些钱款，而秀珍、祖敏等人则在佳节期间提供“补助”，并表示这是经过马老的同意。我曾询问他每次的具体金额，他却含糊其辞，仅言“几百元”，始终未透露具体数额，并称是洪文同志那边电话要求支付的。就连敬标同志自己也坦言：“恐怕是太多了！”

1975年4月18日，王洪文、江青等人在北京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一同观赏文艺演出。

“曾经有一段时间，洪文同志几乎每晚都会观影。”

“这部电影我们看过多次，第二本都已经损坏，不能再播放，今天我们就跳过它。”我不禁思考：他们反复观看的这些影片，究竟有何吸引力？

去岁十一月，我因病入院于上海期间，小廖特地前来为领导放映宽银幕电影。他随身携带了两部宽银幕佳作，于上海小范围内进行了试映。一部是美国制作的《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另一部则是罗马尼亚的《达吉亚人的后代》。小廖提及，他本人已经多次观赏过这些影片，显然，它们已经让一些同志为之着迷。

洪文同志日渐显露出自满的姿态，对勤奋学习与自我提升的关注度日渐降低。在与他的交往及聆听其言谈中，鲜少听闻他提及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研习，而关于打猎、钓鱼、扑克、羽毛球、射击、观影等休闲活动，却构成了他生活与谈资的主要内容。自他赴北京工作以来，多次往返上海，每次短暂停留期间，他总会占用数个夜晚的时间投身于扑克与羽毛球运动。尤其在他居住地，常与金祖敏等人通宵达旦地打扑克。

在1970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期间，毛泽东主席与徐景贤（位于左一位置）亲切握手。

自第十届二次中全会以来，我对洪文同志的忧虑愈发深重。正是在那次十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当晚，洪文同志邀请了中央委员会及候补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一同观看电影。在正片放映之前，他特意安排播放了由昔日国民党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几部具有反动倾向的新闻短片，名为《中国新闻》。

“这类影片，我们看过很多，比如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赴上海，在跑马厅主持欢迎大会，蒋先生登台发表演讲等等，内容包罗万象！”

景贤上

1975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