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军队中的文革
编者按：本篇选自《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将好事转化为坏事，往往只需过度的行动。面对并非自身利益所在，却不得不承担的任务，过度的投入同样能导致结果的反转。这样的例子，从古至今，遍布中外，至今仍层出不穷。
起初，正当1966年五、六月间，全国各地的地方院校纷纷“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蓬勃兴起之际，鉴于林彪不希望在军队内部推行“文化大革命”的考虑，军委迅速对军队院校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制定了数项规定。这些规定明确指出，军队院校仅需开展正面教育，并限定“四大”活动仅限于本单位内部，禁止跨单位串联。然而，自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以来，一股狂热的政治热潮逐渐弥漫全国。相较于全国局势，军队院校似乎显得滞后。于是，众多军队院校师生纷纷涌向北京，前往中央文革小组，抗议并要求享有与地方院校相同的权利，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联，并请求获准进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于是，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军队院校师生的意见，端到了军委，端到了林彪那里，说：“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鉴于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对待。经过考虑，他要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一起讨论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办。在会上，大家提出，军队的院校师生进北京来见毛泽东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同地方的学生搞串联，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首先，军队院校的师生可分批次来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然而，接见结束后，师生们必须立即返回各自的原单位。其次，抵达北京后，师生们务必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从指挥，需有组织地前来，并必须有领导亲自带队。最后，进京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事宜，严禁擅自外出串联。
继而，林彪于1966年十月上旬指示全军文革起草一份《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该文件在林彪亲自向毛泽东请示并获得批准后，于十月五日由军委与总政治部共同签署并下发执行。《紧急指示》虽强调：“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应彻底打破束缚群众运动的种种桎梏，与地方院校同一步调，严格按照十六条精神执行，务必充分发扬民主，大力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队院校在此方面应树立典范。”然而，它亦明确指出：“为确保军队院校的斗、批、改顺利进行，允许进行革命串联与调查，但军队院校不得干预或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急速通报》发布后，众多军队院校师生蜂拥至北京。究竟如何？他们与地方学子无异，抵达后便不愿离校。唯有空军飞行员学员，鉴于飞行训练需求，休息时间不宜过长。一经动员，他们即刻返程。这些飞行员学员遵守纪律，毛主席接见后便返回，而其他人员则坚决不离。有些人虽曾离去，但不久后再次返回。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子，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迅速与地方院校学生联合，于北京掀起“革命”热潮。
这些军队院校的学员在北京的首个目标，便是国防部。彼时，国防部位于北京北海公园周边，与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机构毗邻。在十一月上旬的一个凌晨三点，学员们突然包围了这些军事机关，喧哗吵闹，高声要求揪出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他们坚信，李天佑在不久前赴张家口检查工作时，贯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那一天，学员们在殴打警卫战士后，强行闯入大院，拒绝离开，坚决要求将李天佑绳之以法。
一是立即命令擅自闯入国防部大院的学员撤离，否则将按军令从事予以处分；二是拘捕一两名带头闹事的主要责任人。对于擅自闯入大院的学员，要求他们提交书面检讨，并保证今后不再犯类似错误。
林彪并未采纳该建议，反而提出了“四不政策”，规定学员须遵守“挨打不还手，受骂不还口，不拘捕人，不使用枪械”；在此基础上，他指示对涌入国防部大院的学员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并动员他们主动撤离大院。
遵循林彪的命令，总政治部文化部长谢镗忠、宣传部长李曼村、青年部长辛国治等全军文革组成员，相继上台发言，试图说服学员们离开，然而他们的话语还未讲完，便被学员们齐声呼喊的口号声淹没。最终，张春桥与戚本禹携带着陈伯达的一张便条抵达现场，向学生们宣读道：“听闻各位冲入国防部，我心中甚是不安。国防部乃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领导之地，此举实不宜。你们的革命热情令人钦佩，但个人小义应服从大局。希望各位能迅速撤离国防部。”学员们听闻陈伯达的言辞，虽感意外且颇有不快，却无人敢发声反对。随后，涌入国防部的军队院校学员们逐渐散去。
这不过标志着军队院校学员向驻京军事机关发起冲击的开端。自1966年冬季起，在中央文革委员会的撑腰下，军队院校的师生在北京街头巷尾横行霸道，四处串联，肆无忌惮，不仅冲击了国防部，还对总参、总政、总后等军事机构发起攻击，甚至波及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讯兵以及北京军区，几乎所有军事机关均未能幸免于难。每冲击一个军事领导机构，他们便蜂拥进入办公大楼，日夜不停地对机关领导进行揪斗。此外，他们还在这些机关中张贴大字报、发动炮轰、纵火，甚至抢夺档案，肆意妄为，将众多军事领导机关推至瘫痪边缘。当时，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及全体成员疲于应对层出不穷的问题，日夜奔波，忙碌不堪。如今回想，那段自1966年冬季至1967年初的日子，对我们这些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种负责人而言，无疑是段痛苦的经历。
对于其他单位的状况我并不十分明了，但就我们空军而言，当时，来自各地汇聚北京的空军院校与工厂的造反派四处冲击北京空军机关，使得我们的空军陷入一片混乱。当时，驻扎在空军大院内的军队院校学员人数约为三千，而那些寄宿于空军其他机构的学员尚不在此数。造反派一旦涌入大院，便迅速占领了所有办公室、礼堂和饭厅，导致空军领导机关陷入瘫痪。
在那个时代，造反派普遍以揭露“走资派”为荣，而能揪出级别越高的“走资派”，其功绩也就越显赫。因此，当空军院校和工厂的造反派抵达北京后，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便是我，意图将我定性为“空军头号走资派”。为了彰显他们的决心，他们甚至在我家门口的马路上，用巨大的标语书写了“打倒吴法宪”的字样，横幅长达数米。除了对我进行打击，他们还针对余立金、成钧等人展开行动。其中，西安空军通讯学校、空军技术学院以及太原空军机务学校的学员尤为激烈。除了院校的学生，空军下属部分工厂的工人也纷纷加入，他们与学员们汇合，每日要求我接见，交代问题，并参加批斗大会。
“暂时不要让吴法宪回来。”
然而，长居叶帅府上亦非良策！此举不仅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干扰，而且空军机关的混乱程度让我难以安心。鉴于此，我在叶剑英家中仅逗留了短短三日便决定搬离。
不料，我方才踏入空军大院，造反派便紧随而至，意图对我进行批斗。他们甚至将痰盂制作成高帽，预备强加于我头上，另有墨汁待涂抹我的面容，更有剃刀和剪子预备剃我以阴阳头之刑。种种准备就绪后，他们通知我前往“营建大队礼堂”。在那段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禁止建造楼堂馆所的时期，空军大院并未建造出任何像样的礼堂，更不用说后来的体育馆。此处仅是将建设大院时施工部队遗留下的简易饭堂稍作改造，便成为了所谓的“营建大队礼堂”。周围的同志纷纷劝我勿去，警告道一旦踏入，恐怕难以生还。他们指出，在那样的批斗会上，若局势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
无奈之下，我将这些情况向叶剑英元帅作了汇报。叶帅叮嘱我不要出席大会，并迅速离开大院，以免遭受造反派的纠缠。遵照叶帅的命令，我随身携带了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员，辗转于空军指挥所、西郊机场以及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每日通过电话与空军指挥所及各军区空军的指挥所保持紧密联系，密切关注空军各部队的最新动态。同时，我反复要求空军各领导机关和各飞行部队加强防空警戒，严防飞机的失事与坠毁。
逃离空军大院之后，造反派们对我展开了一场无果的搜寻，他们调动了数辆汽车，四处搜寻我的踪迹。他们下定决心，若在街头巷尾偶遇，或是探得我的藏身之所，便毫不犹豫地闯入，将我抓捕。因此，我日以继夜，东奔西躲，既要躲避学生的追捕，又要指挥部队。长此以往，我身心俱疲。尽管如此，我依然无法投入正常的工作。无奈之下，我向叶副主席请示，叶帅回应道：“你不妨暂居于京西宾馆，军委办公厅会为你安排一处住所。那里由卫戍区警卫，学生不敢轻举妄动。”
不久之后，军委办公厅遵照叶剑英的命令，为我安排了一处居所，我便在京西宾馆安顿下来。在那段日子里，我夜间外出工作，日间则返回宾馆休息，如此循环往复，度过了两个月的时光。京西宾馆虽位于空军大院之侧，然而在这两个月间，我并未踏入大院一步。自入住京西宾馆以来，我的生活环境倒是略微清静了一些，然而家人却饱受造反派骚扰之苦。由于造反派们无法找到我，他们便在夜间翻墙进入我家进行搜寻。每次进入，他们都会对各个房间进行彻底搜查，直到确认我确实不在，方才离去。
我妻子陈绥圻当时供职于中国民航总局，担任生产计划处处长一职。除却周末的闲暇时光，她每日需奔波于东四的民航总局大楼。从我们位于北京西郊的空军大院至民航总局大楼，路途相距约二十余里。那段时期正值红卫兵串联活动的高潮，公共交通的拥挤程度尤为严重，有时连等四五趟车都无法挤上。即便有幸挤上车，车厢内亦是人满为患，几乎无立足之地。此后，她时常以玩笑的口吻回忆那段经历，称那时的乘坐公交，仿佛每日都在进行一场芭蕾舞的练习。言下之意，她常常被挤得连脚跟都无法着地。
交通的艰涩程度难以言表，每日往返于工作与住所之间，耗费在途中的时间长达三四个小时。日复一日的奔波，使得工作变得异常艰辛，有时她甚至心生念头，想要干脆住在办公室，省去回家的麻烦。然而，每当想到晚间造反派气势汹汹地涌入家中，常常将几个年幼的孩子吓得惊恐哭泣，她的心便无法安宁。为了孩子们的安宁，她不得不每天坚持返回家中，次日再投身工作。在这样的日子里，她白天辛勤工作，夜晚回到家中，常常需多次起床，与家中值班的秘书一同应对那些前来寻找我的学生造反派。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两个多月。
这种极端异常的生活状况若持续过久，不可避免地会对孩子们尚未成熟的心灵造成深刻影响。尤其是我的幼女，当时年仅六岁，夜间醒来时，往往会条件反射般地呼喊：“妈妈，又有陌生人来找我爸爸了。”实际上，那时并无任何声响。这一现象表明，那些造反派的行为，对一个尚且懵懂无知的孩子，已经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心理创伤。
由于外地来京的军事院校学员在北京的冲击行动，已经严重影响了驻京各军事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给国防部战备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因此，为了使各军事领导机关能够进行正常的工作，稳定军队，经林彪同意以后，军委决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一个十万人的大会，动员外地来京的军事院校学员，各自撤回本单位去进行“文化大革命”。大会还专门邀请了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四位老帅参加大会，想利用老帅们的威望，动员这些外地学员离京返校。我们这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了大会。
大会由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与副主任刘志坚共同主持。随着大会的正式拉开序幕，萧华率先邀请陈毅发表讲话。鉴于陈毅不仅担任军委副主席，更是国务院的副总理，德高望重，在民众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萧华特意请他先行发言。
陈毅在讲话中公开批评了到会的军队院校师生，批评他们无组织、无纪律，到处冲击，搞打、砸、抢，随意抓人揪斗。他说，这种行为是极端错误的，这不叫“文化大革命”，这叫破坏。他在讲话中说：“搞路线斗争，第一要顾全大局。毛主席多年作路线斗争都顾全大局，不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个人利益和小单位利益。作路线斗争，要顾全中国革命大局、世界革命大局。为顾大局，可以牺牲局部利益，牺牲个人利益。那天，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们不怪大家，以前没讲清楚，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讲清楚了，希望今后不要发生这事。你那个单位再重要，能比中南海、国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夸大本单位的重要，把局部夸大。打解放军、打干部，都是解放军，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痛心的了。我是一九二七年参军，当解放军三十九年，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要顾大体、识大体，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他表示：“你们年轻人尚缺乏经验，我曾伴随毛主席共度十年，深知毛主席的教导与行动方向，并非你们现今所行。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你们对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存在片面理解，你们的行动背离了毛主席的初衷。我们应当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把握其精神核心。毛主席的智慧深不可测，我们学无止境，务必认真钻研，努力掌握其精髓。”
陈毅元帅的演讲赢得了在场大多数人的热烈掌声，特别是我们这些来自解放军各总部以及各军、兵种的与会干部，我们一致认为，陈毅元帅敢于直言，道出了我们心中的所思所想，其演讲之精彩，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陈毅的讲话表示认同，甚至有少数学员在陈毅演讲结束后立即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更有少数人暗中蓄势待发。幸赖大多数人的不支持，这才将他们暂时压制下去。
陈毅发言结束后，轮到了贺龙上台发言。他的讲话核心，便是对空军十七航校数位学员所提出的有关军队院校师生之间联动合作的十项建议给予了高度评价。
随后，徐向前发表了讲话。他指出，面对现代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以及各国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严密监控敌情，时刻准备战斗，绝不能中断指挥。他强调：“你们日夜不停纠缠一些领导同志，这如何能行！国家的安全如何保障？领导机关如何进行有效指导？我们必须考虑到国家安全，也要预计到敌人可能发动的袭击。因此，请大家思考，一方面要满足你们的需求，另一方面，你们还需关心他们的工作与战斗任务。他们都是年迈之人，五六十岁，有的还身患疾病，你们必须关心他们的健康和辛勤工作。”
叶剑英将军在最后发表讲话。鉴于叶帅长期主持军队日常工作并负责全军院校建设，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他强调军队院校师生必须严格执行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遵守中央军委的既定规定。在受到毛泽东同志接见后，应立即返回各自的工作单位，切勿在北京滞留。叶剑英将军还明确了具体的时间限制，要求所有外地来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在此规定时间内迅速撤离北京。
叶剑英发言之际，屡有纸条被递至主席台，质询道：这些发言是否已获得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文革的批准？为何今日中央文革成员未出席现场？
叶剑英目睹这些告示后勃然大怒，他拿起其中一张，面对在场的所有人宣告：“一位名叫XXX的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成员递交了告状，指责我们的会议未经中央批准，是在没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知情的情况下秘密召开的。试问，中央军委的会议若未得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首肯，还能有谁的同意？大家对此有何看法，是否信任我们？”
这个时候，有人在台下高喊：“把XXX揪出来。”叶帅摇摇手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南海，冲击解放军的各个机关，还有解放军打解放军，这是无产阶级的感情吗？解放军打解放军是帮助谁？是帮助敌人。”
此刻，台下的气氛变得异常热烈，与会的大多数人纷纷对叶副主席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然而，也有少数人，大约一、两千人左右，对于几位老帅的发言表示不满，在会场上引起了骚动。他们纷纷高声呼喊，试图制造混乱。萧华与刘志坚目睹这一情况，在叶帅演讲结束后，立即宣布会议结束。紧接着，他们迅速护送老帅们撤离了会场。
十一月的二十九日，总政治部再度于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了一场军队院校来京人员的大会。鉴于国务的繁重，周恩来未能亲临现场，然而他仍特意抽空，在大会正式开幕前，特地来到会场，绕场一周，亲切地与出席大会的军队院校代表们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见面。
在本次大会的开幕式上，陈毅同志再度登台发言。他针对上次大会结束后，部分人士对几位资深将领的不实指责进行了有力驳斥。陈毅同志再次强调，开展路线斗争时，应避免打击面过广、过深，切勿将路线斗争泛化或简化。他明确指出：“那些真正构成黑帮、真正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那些真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只是极少数。”
“我遇到过一些同志，他们在反抗中的做法，我并不赞同。他们的行动未能击中要害，反而伤害了同志。他们的做法过于简单化和过度泛化。我曾告诫他们，如果不改正这种做法，我即便交接工作也不会将其传给你们。现在你们连大学都未毕业，就如此蛮横，将来掌握了权力，岂不是要害死许多人？这后果不堪设想！我就是这样直截了当地说，虽然这种方式刺激人，但这是我的肺腑之言、真实想法。”
陈毅发言结束后，叶剑英紧接着登台发言。他首先坦言，原本并无发言的打算，然而目睹众多纸条接连递上，最终还是按捺不住，便即兴说了几句。他逐一对几条纸条内容进行了宣读，其中不乏指责陈毅讲话存在重大失误者，亦有质疑叶剑英代表军委资格的，还有要求恢复XXX名誉的诉求。随后，他对递交纸条者进行了戏谑，并表示：“我将发表个人看法，或许明日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大字报。即便面临大字报的冲击，我亦将继续阐述己见。”
“我们的最高指挥者是毛主席，军委主席同样由毛主席担任。然而，少数人却煽动部分民众冲向毛主席及林副主席的办公区域，进行激烈攻击，这能行吗？若不改正，便等同于废品，将来将无法使用。有人指责我煽动群众相互斗争，实非如此！我绝不敢煽动群众相互斗争。这些人并非真正的群众，而是废品，需要净化。有人冲击我们的国防部，这乃一大错误，严格来说，甚至可视为反革命行为，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错误吗？”
这两次会议结束后，部分学员情绪激动，随即引发了一场风波。一时间，“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的标语迅速遍布东、西长安街。他们进而向中央文革小组投诉，指控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萧华等人。这一举动使得中央文革小组站在了学员一方，公开对这些学员表示支持，并公开指责老帅们的发言存在偏差。更甚者，他们还直接点出刘志坚的名字，通过他不断要求陈毅和叶剑英进行检讨。
数日后，中央文革小组决议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再举办一场规模宏大的十万人大聚会。为确保此次会议圆满落幕，他们特别指定，以各地学生造反组织成员为大会的主体参与者。他们亲自指派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资深军事将领以及解放军三总部及各军种首脑莅临大会，意图对老帅及军队领导人进行激烈的批判。此外，大会的邀请函亦分为红、白两色，白色邀请函专为大会上的斗争对象预备，而我们所收到的均系白色邀请函。
当日下午，叶剑英将我们各总部及各军、兵种负责人召集至其宅邸，共商是否出席即将召开的会议。叶剑英力主前往，意图探查学生们究竟有何举动。我们众人则纷纷劝阻，鉴于形势明显，若赴会恐将面临批判与斗争，甚至可能遭遇各式体罚，乃至人身尊严的凌辱。大家普遍认为，若忧虑不赴会场面难以收场，那么陈毅与叶剑英两位老帅不宜出席，由我们这些总部及各军、兵种人员代为出席，若遇批斗，众人便一同承受，务必确保陈老总和叶帅的安全。然而，叶剑英却不同意让我们代为承受斗争。于是，从午后三点直至午夜十二点，讨论始终未能得出结论。
其间，负责会议的工作人员，实则系中央文革派来的人员，多次来电催促，叶帅始终未给出明确回应。鉴于中央文革人员催促甚急，叶帅无奈之下，只得分别向林彪与周恩来作了汇报。然而，林彪彼时已服用安眠药入睡，周恩来则将此事上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随即否决了召开此次大会的提议，并明确表示：“不可前往，不得召开此类会议。”同时，他对江青的作法进行了批评：“此等行为实属错误。”江青面对毛泽东的指示，无奈之下只得通知，取消此次大会。
会议的取消让同学们在工人体育馆里不明所以地空等了一整天，忍受着饥饿之苦，然而大会最终还是未能如期举行。这一事件激怒了学生们，他们愤然离去后，纷纷在回校后奋笔疾书，炮制出大量的批判性文章，以“炮轰”、“火烧”、“打倒”等激烈措辞，矛头直指几位资深教授。
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中央文革试图召开大会对几位资深元帅和军队领导人进行批斗的图谋未能得手。然而，此事并未就此落幕。中央文革依然坚持要求叶剑英元帅进行自我批评，声称：“虽无需召开大会，但叶帅必须在特定场合进行检讨。”他们指示刘志坚起草一份检讨稿，供叶帅在会上宣读。
在那个除夕之夜的钟声敲响之际，中央文革在京城西郊的宾馆礼堂内，召集了一场两千余人的大会。会议特意指派叶剑英同志进行自我批评，并要求我们共同参与。会议于八点钟准时开幕，萧华同志并未出席，由刘志坚同志担任主持。会议伊始，叶剑英同志便开始了他的检讨。然而，检讨尚未结束，与会者中便有人依照中央文革的预先安排，开始骚动起来。只见一队队手持大字报的学生，纷纷涌向主席台，意图对叶剑英同志进行干预。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刘志坚同志以及我们这些来自各总部及各军兵种的负责人，立即紧急行动，将叶剑英同志从后台护送离开。随后，我们也纷纷从后台撤离，各自返回了住所，会议就此草草结束。鉴于当时京西宾馆已被军事管制，严禁任何人冲击，学生们只能从前门进入，其他区域则无法触及。得益于这一特殊安排，我们得以安全撤离。
会议落幕之际，林彪迅速将会议详情上报毛泽东。他汇报道：“叶剑英于会上进行自我反省，却依旧受到了学生的围攻。”毛泽东闻言，表示自己事先对此会议一无所知，并立刻指示：“此事必须彻查究竟。”
事后追查下来，中央文革和江青推卸责任，把这件事嫁祸给刘志坚，说这个会议是全军文革刘志运坚搞的，把刘志坚当作了替罪羊。于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刘志坚就被江青点名，撤销了全军文革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不久，他就遭到了隔离审查、关押的严厉处置。
刘志坚被打倒，全军文革就没有了组长，加之一些成员也靠边站了，使得全军文革一下子瘫痪了。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在军队里就没有了办事机构。为此，江青去找林彪说，全军文革这个机构很重要，没有组长不行，必须找一位有声望的、能压得住的老帅来担任。她建议，由徐向前元帅来接替刘志坚的工作。她还告诉林彪，她的这一提议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除此之外，江青还提出，由中央文革的成员关峰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由于江青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只能接受，答复她说：“好，行。”但他不能肯定这就是毛泽东的意思，于是他又直接请示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果然答复说：“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不得不按照江青的建议去办。他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亲自主持了一次会议，到会的有军委常委以及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同时还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上，林彪亲自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重新组成新的军委文革小组，以徐向前为组长，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海军副政委王宏坤为副组长，负责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另外他还宣布，任命关峰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江青和中央文革终于在军队中有了一个耳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