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当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最不经济之事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而来之际，胡适先生正与杜威先生一同在上海进行访问。此行陪同的，还有杜威的学生、北京大学教务长蒋梦麟先生。起初，他们对北京所发生的动荡一无所悉，直至两天之后，方才透过报纸洞悉了事件的始末。

在五四运动迈入周年之际的1920年，胡适与蒋梦麟共同撰文，题名为《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此文由胡适执笔，从中不难窥见他对五四运动的早期思考与反思。

首先，它增强了学生们的主动担当意识；其次，它激发了学生们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再者，它丰富了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此外，它提升了学生们的作文与演讲技巧；最后，它激发了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望。文章强调：“这一切都是传统课堂生活中难以触及的成果。”

首先，在学生运动的浪潮中，个别学生不敢公开表态，却选择匿于人群之中高声呼喊，这无形中助长了他们依赖群众、畏缩不前的懦弱心态。其次，罢课持续时间过长，导致部分学生逐渐养成逃课的陋习。最后，经过此次运动，一些人或许会养成盲目跟随大众的行为倾向。

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对学生运动予以充分肯定。文章强调，五四运动“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正因为如此，文章对办教育的人提出如下忠告：“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着有益的路上去……”

“中年长者的荒唐行径导致了混乱，却要求未成年的学生舍弃学业，浪费光阴，去干预与纠正，这无疑是世间最为不经济之举。”

最正确公式

自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一批学生领袖相继踏上了出国留学的征程。归国后，他们纷纷投身于那场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之中。1928年5月4日，正当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北洋政府摇摇欲坠之际，胡适应上海光华大学的邀请，前往该校发表了一场演讲。彼时，胡适已离开北大，担任了中国公学的校长。这所学校坐落在上海吴淞口，正是胡适的母校，因此他对这所学校怀有深厚的感情。胡适最忧虑的是，五四运动可能被误读为一个空洞的口号。鉴于台下的学生们在五四运动时年龄尚轻，他首先向他们详细阐述了五四运动的背景和历程，随后又深入分析了其深远的影响与意义。胡适指出，五四运动不仅直接促使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并最终解决了“山东问题”，其间接影响亦不容小觑，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昔日学子专注于书卷，鲜少涉足世俗事务。五四运动的浪潮唤醒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无限热情。

二，学生们纷纷组建了各类运动社团，并着手创办各自的刊物。此举对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为了激发广大民众对政治的关注，促使他们养成阅读书籍和报纸的习惯，众多学校纷纷设立了平民学堂，从而显著推动了平民教育的进步。

第四，众多中国劳工相继组建了自己的工会组织，与学生们展开的运动遥相呼应。

五，妇女的地位显著提升，由此催生了妇女解放的浩荡潮流。

六，各政党均高度重视吸纳青年作为其核心力量。为拓展青年发声的平台，报纸副刊的内容亦随之转变，不再局限于昔日“吹捧戏子，推崇妓女”的基调，而是转向讨论“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思想家的名字。

在那些社会秩序混乱、国家治理腐败，且缺乏真正代表民意的权力机关的地方，干预政治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在了青年学生的肩上。

“当政治腐败达到极致，倡导改革者往往是年轻的学生；正是这种充满热情的青年运动，使得革命事业终将迎来胜利的一天。”反之，若政治环境清朗，且各类民意机构健全，政治事务自然归属成年人。在这样的情境下，青年学生可以专注于学业；他们的兴趣将转向体育竞技、舞蹈戏剧、恋爱等。胡适坚信，无论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审视，这一公式均能经得起考验，确凿无误。

“比如近期报纸报道，武汉地区有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共同遭难，查阅其年龄，几乎都在二十五岁以下，且其中大多数为青年女性。按人道主义而言，他们理应得到社会的保护，他们的意志尚未成熟，行为亦需审慎，因此在国外，一旦青少年犯罪，法官会予以特别宽待，减轻刑罚，以示宽容。我国青年的这种牺牲，实在太过沉重了！”

为个人主义正名

纪念五四运动16周年之际，胡适在《独立评论》杂志上撰写了《纪念五四》一文。在该文中，胡适一如既往地首先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回顾，同时透露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蔡元培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

蔡元培于1917年执掌北京大学之初，便确立了“研究学术”的核心理念。随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起初其主旨在于抵制旧有的礼教束缚，倡导白话文的运用，且有意避开政治议题，将思想革命的范围限定在学术与文化领域。然而，随着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落幕，胜利的喜讯传来，北京各学府放假三天，共庆协约国的辉煌胜利。陈独秀形容那时的北京：“旗帜招展，霓虹闪烁，鼓乐齐鸣，欢声雷动，热闹非凡！”

鉴于蔡元培当时积极倡导中国参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他的心情尤为振奋。于是，他邀请诸位教授在天安门举办了一场演讲大会，这是“首次将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展至学术领域之外。”亦即“自那日起，北京大学便踏上了涉足政治的征程。”如此一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之间的联系便得

以大致理顺。

必须强调的是，那时正值日本侵略者不断向华北地区进逼，国家民族正处在一个生死攸关的临界点。如何应对这一严峻的局势，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鉴于胡适在其文章中并未触及这一议题，故当他读到张奚若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时，深感触动。

张奚若先生早年与胡适同为中国公学的校友，彼时他担任着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的职务。其所撰文章题为《国民人格之培养》。鉴于当时的环境，直接讨论抗日议题尚存诸多限制，张先生便巧妙地从国民人格培育的视角切入，深入剖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有人对此种个人主义嗤之以鼻，认为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旧观念。这些人显然并未真正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马克思、恩格斯均诞生于这个时代，他们都是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的产物，一生都在为自由而战。而我们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距离尚远，又怎能妄自嘲笑那个时代呢！”

五四运动揭示了民族觉醒，促进了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近代化。

在1947年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之际，胡适于《大公报》撰文，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在文中，胡适如往常一样，提及了孙中山的一段著名言论，该段论述亦出现在此次纪念文章中。孙中山是在1920年1月致海外同志的信函中提出这一观点的。尽管自五四运动爆发仅过去八个月，但孙中山在阐释其历史价值时，却以简洁而精辟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关键所在。该段文字虽简短，却易于理解，故在此予以全文引用：

自五四运动爆发于北京大学以来，广大爱国青年无不将新思想视为未来革新事业的重要准备。于是，他们纷纷激昂慷慨，畅所欲言，国内各界舆论纷纷响应，形成了浓厚的革新氛围。热心青年纷纷创办各类新出版物，层出不穷，争奇斗艳，各显神通。这一现象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便面对腐败的伪政府，也无人敢于阻挠。这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思想界堪称空前的巨大变革。究其根源，不过是出版界少数觉醒者积极倡导所致，进而舆论界绽放异彩，学潮席卷全国，人们激发起内心的良知，誓死投身于爱国运动。若能不断发展和深化，其未来的影响必将巨大而深远。我党若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依赖于思想的转变。兵法中有“攻心为上”，俗语亦云“革心”，正是这个道理。因此，这种新文化运动实乃最具价值的事业。

“孙中山先生的评价是既准确又公正。五四运动在短短两个月内，激荡了全国青年的心扉，解放了他们的思想，将白话文转化为一项全国青年用以表达情感的新工具。这使得广大青年意识到，借助文字自由地表达思想与情感并非难事，而不再是少数古文家的专属。正是经过这场席卷全国青年的思想大解放，才成就了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正是五四运动永载史册的历史意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人误以为白话文平淡无奇，不及文言文之高雅、古奥、耐人寻味。实则不然，白话文运动的根本作用，正是在于推动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而这二者正是现代化的基石。

在此时段，胡适亦先后于北京大学“五四”筹备会举办的晚宴及北大校友聚会上发表演说。他指出，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罪案》中提出了两点主张，即推崇科学与倡导民主。因崇尚科学，故反对孔教与陈旧思想；因倡导民主，故抵制专制与独裁。这便是《新青年》所犯的两大罪案，亦是新思潮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至于新思潮的实质，胡适认为它体现了一种批判与评价的态度和精神，是一种重新评估所有价值的理念。

（节选自《人民论坛》，2011年第1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