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忆林彪：很多评价都不真实

林彪，一位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元帅，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他的功绩至今还在民间被广为流传。然而，却被“文化大革命”弄得身败名裂。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林彪，共和国开国元勋的林彪，我们需要了解并认识的真正林彪。

带着这样的愿望，我们来到了曾任林彪元帅政务秘书谭云鹤家里。经过一番简单介绍和表明来意之后，现已85岁高龄的谭老爷子欣然接受了采访：谭老兴趣昂然地说：我知道你们想了解什么，好多对林总的评价是不真实的，就连电视剧里演的林彪就更不真实了……

张闻天的两次动员

1948年5月，我在哈尔滨的东北局巡视团当巡视员，团长是高岗，副团长是张闻天（洛甫）。

有一天，张闻天的秘书蔡黎来找我，说张闻天有事让我去一下。我以为是什么工作上的事情，急急忙忙奔向他的办公室。张闻天就住在我斜对面的楼里，没走几步也就到了。

张闻天见到我来了，便站起来，一边同我握手，一边招呼我坐下，接着他对我说，找你来，是同你谈一下工作调动问题。组织上准备让你去给林彪当秘书，管政务方面的事。至于生活、警卫方面的事情，林还有一个秘书专门负责。你看怎么样?

我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但张闻天已经当面提出来了，还问我“你看怎么样”，我当然得表个态。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如果组织上征求我个人意见，我不愿意去。第一，军队情况我不熟悉，你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搞地方工作，我还愿意继续做地方工作;第二，我没有当过秘书，不知道秘书怎么个当法，怕完成不了任务;第三，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容易上火，听说部队首长一般脾气也不太好，有的还骂人，弄不好，我同他干起来了，那多不好。

张闻天一听我不愿意去给林彪当秘书，就动员我说，你不知道，林彪原来的政务秘书因故调走了，已经空了一两个月，他急于找一个政务秘书。林彪选秘书提了三个条要求：一是要当过县委书记的。林彪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但他对地方工作不太熟悉，所以，想要个当过县委书记的人给他当秘书，可能对他有点帮助，你曾经当过两任县委书记，这一条符合要求，第二，要没有结婚的。在部队工作，拖儿带女的不方便，你还没有结婚，这一条你也符合了;第三，他要求写东西要快一点的。根据我在巡视团这一段时间对你的了解，你写东西还比较快，文字上也还可以。你基本具备这三个条件，所以就选上你啦!

顺便说一下，那时候东北形势很紧张，东北局在1946年初就曾经有过一个严格的规定，男同志结婚得具备三个条件，简称“二八、七、团”。所谓 “二八、七、团”就是年龄二十八岁以上，七年以上党龄，正团级以上干部。有不少人不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但结婚了，为此而受到了党纪处分。我看到过有的还在东北局办的党刊上受到了通报批评。我那时虽然党龄七年以上，也是正团级以上干部，但还没有满二十六岁，所以，我连对象都没找。

张闻天瞧见我静静地坐着，未曾开口，便继续说道：“尽管你未曾涉足军界，对军事事务尚不熟悉，但投身军营一段时间，实则大有裨益，那里能学到许多校园里难以触及的知识。再者，依照林彪提出的三个必备条件，我暂时未能觅得理想人选。尽管如今竞选县委书记者众，却有人已婚，有人学历偏低。或许你可以先回去深思熟虑一番，待两日后再与我商讨此事。”

自张闻天处归来，我内心波澜起伏。思前想后，终究难以割舍那份不愿，却又苦于无计可施，只得如此拖延时日，寄望于事情能够自行消解。然而，过了数日，未见任何动静，我误以为一切风平浪静，岂料蔡黎再次寻我，催促我前往张闻天处。

我暗自思忖：张闻天再次约我交谈，多半又是想让我担任林彪的秘书。若是能避免，蔡黎只需告知一声便可。于是，我边随蔡黎前行，边迅速思考：若张闻天仍旧坚持让我成为林彪的秘书，我该如何向他表达我的想法？然而，由于两栋楼相隔仅数十米，我还未想出合适的言辞，便已抵达张闻天的办公室门口。

张闻天见我踏入，脸上露出和煦的笑容，随即询问：“你的想法如何了？”我再次重申了初次交谈时提出的观点，强调经过深思熟虑，我仍认为不宜前往。

张闻天见我仍旧不愿前往，便再次劝说道，林彪急需一位秘书，目前我手中暂时找不到合适人选，你是否可以先去帮忙一段时间？待我找到合适的人选后，自然会把你调回东北局，这样的安排可否接受？

特此介绍谭云鹤同志担任你的秘书，敬请接洽。他又另取一张纸条，对我说：“林彪目前正于太阳岛休养，你明日一早可依此地址渡江寻访。”

显而易见，张闻天已与林彪达成共识。因此，我一经应允，他便迅速出具了一份简洁的介绍信，并详细告知了林彪在太阳岛的休憩之地，更明确指出次日一早即可渡江前往拜访。如此一来，我心中再无他念，唯有坚定地服从组织的安排。

叶立平祸从天降

提及林彪身边担任秘书的经历，亦曾引发一则趣味盎然的轶事。

在张闻天首次与我交谈，提议让我担任林彪的秘书之际，我深思熟虑，终究难以应允。于是，我向在延安的老友叶立平投去了一封书信，倾吐了我的犹豫与不愿。

在延安整风运动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我与叶立平相识。那是在1943年，我在整风运动中不幸被错划为“特务”，被迫离开了党的机关，组织上遂将我安排至陇东中学担任教职。我虽曾高中毕业并进修了一年大专课程，但鉴于边区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我勉强能胜任这一职位。叶立平，曾是“鲁艺”的一员，早已被分配至陇东中学。我们两个都戴着“特务”的帽子，初次见面便相谈甚欢。随后，我们一同教书、开荒，又都对文艺有着共同的热爱，日积月累，我们成为了莫逆之交。到了1946年，我们又一同踏上了前往东北的征程。

在撰写致叶立平的那封信之际，他正担任辽北省镇赍县的县长。1948年的初春，我在东北局巡视团任职期间，因公事前往镇赍县，意外与他相遇，并得以共饮一壶。正是这次偶然的相逢，使我得以知晓了他的通讯联络方式。于是，我将自己不愿担任林彪秘书的意愿，以信笺的形式传达给了他。自此，接下来的四十余年间，我们未曾再谋面，甚至对彼此的行踪一无所知，以至于双方未曾再通一封信件。

1987年，我有幸前往大连执行公务。在一次闲谈中，我提及了叶立平的名字，大连的同事们便好奇地询问我所说的具体是哪几位字。我逐一报出了姓名。他们告诉我，这位叶立平曾担任过大连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现已退休，但依旧居住在大连。听闻此讯，我心中喜悦无比，便与老伴一同前往他的家中进行探望。

未曾想初次见面，他竟嬉笑地直指我的鼻尖，抱怨道：“在‘文革’时期，你可是让我受了不少苦啊！”我听后颇感困惑，“文革”期间，我们并未共事，甚至不知道他身在何方。再者，我早在1966年10月就被打压，隔离长达六七年之久，怎能提及向组织交代他的问题？他又怎会认为是我让他遭受了苦难呢？

坐定后我才得知，那封我写给他的，表示不愿担任林彪秘书职务的信件，他竟然始终未曾丢弃。即便林彪在政治巅峰时期，他也未曾销毁此信，而是无意中保留了下来。“文革”期间，他遭受批斗和抄家之苦，造反派搜出那封信，以此攻击他：保留这封信有何用意？难道是准备日后作为攻击林副统帅的弹药？为此，他多次被批斗，场面滑稽至极。

林彪考我

在与张闻天进行第二次交谈后，我明确表示愿意担任林彪的秘书，自此便不再纠结于是否前往的问题。我彻底放下疑虑，全心投入到思考如何尽快适应新环境，以及如何才能成为林彪的得力助手。因此，翌日清晨，我便乘坐有轨电车从南岗出发，抵达松花江畔后，租用了一条小船，横渡松花江，前往林彪的住处。

幸而那天并非星期天，渡江游玩的人流相对稀少。众多小船见有乘客前来，纷纷热情邀请我上船。我挑选了一艘船夫年轻、船只较新的船只。当天的气候宜人，晴空万里，风和日丽，不久便抵达了江北。

踏上太阳岛，沿途目之所及，众多俄国男女青年正悠然自得地在各自的别墅庭院中过着惬意的生活。有的三五成群，在树干上悬挂起球网，欢快地玩起了排球；有的则舒展着身躯，躺在躺椅上，谈笑风生；还有的仅着泳装，在庭院的沙地上悠闲地沐浴着阳光。

我多次探访过太阳岛，因此，循着张闻天提供的地址，我迅速便找到了林彪所居的别墅。

彼时太阳岛的住宅中，双层别墅为数不多，多为木质结构的平房式建筑。林彪所居的别墅亦是一栋平房，其面积并不宽敞，全为木质结构，约有六七间房。别墅附带一个小院落，虽不甚宽广，但四周环绕着一米多高的木质栅栏，入口处则设有警卫值班。

抵达时，警卫似乎已预知今日上午将有我的到访，因此，我仅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他便引领我步入其中。沿着三四级木质楼梯拾级而上，便是宽敞的客厅。该客厅面积约为二十余平方米，内部装饰简约至极，仅摆放着几把椅子与一张三屉桌，其他如沙发等家具则一概不见。

踏入屋内，我的目光即刻被吸引至一张铺着白帆布的躺椅，林彪正悠然地坐着。在他身旁，一位女性静静地站立，她便是叶群。

这是我首次目睹林彪的风采。然而，他那文雅的气质，竟让我难以将他与平型关战役的指挥官形象联系起来。唯有他身上那套笔挺的黄呢子军装，让我意识到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领。而此次，我亦是初次见到叶群。林彪见到她到来，便温和地说道：“请进，坐下吧。”

我将张闻天所撰写的介绍信递到他手中。林彪只是匆匆扫了一眼，便示意我坐下。显然，张闻天已提前与他通了电话，他知晓今日上午我将拜访。随后，林彪便开始询问我的籍贯、家庭背景、所学书籍、入党时间、过往工作经历、个人爱好以及是否有伴侣等。当我提及：“祖父曾言，我家祖籍乃湖北麻城孝感县洗脚河，四代之前才迁至四川”时，林彪不禁笑出声来，并说道：“原来咱们还是同乡啊！”

随后，林彪转向叶群指示道：“叶群，去取几页纸递给他。”我心中疑惑，不知此举何意，是检验我书法技艺，还是要求我撰写文章？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叶群迅速从隔壁房间取来几张纸交给我。林彪接着对我说：“记住，我要你记录。”至此，我豁然开朗，意识到林彪此举意在测试我记录的敏捷性和字迹的清晰度。于是，我在那张三屉桌旁落座，拿出钢笔，全神贯注地等待林彪的指令。

我感到不解，注意到林彪身边并无书籍或报纸刊物，那么他究竟在宣读些什么呢？稍作停顿后，林彪闭目靠在躺椅上，缓缓开口道：“国际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本能……”他的语速适中，既不急促也不拖沓。我意识到他在考验我，心中不免有些紧张，既要快速记录，又怕漏掉任何一句，还要确保字迹清晰。记录了约一千字后，林彪停下，递给我笔记说：“把你的记录给我看看。”他粗略地翻阅了一下，点头说：“还不错，你明天就来。”我回应说明天无法前来，林彪问及原因。我解释说工作尚未安排妥当，询问能否在四五天后到来。林彪表示同意，并补充说这段时间事务不多，但若届时我来，无需前往太阳岛，因为不久后我将过江，不再休息，只需直接到辽阳街一号我的住处即可。

到任第一天

五日之后，我前往辽阳街一号，那是林彪的居所，以履行报到手续。陪同我的，是我的贴身警卫郭珍。

辽阳街一号同样是一处平房建筑，其下设有带窗的地下室，地面上分布着大约七八间房屋。屋后则是一排平房，数量在五六间左右。步入室内，需攀登五六级水泥台阶。尽管如此，院落宽敞，种植了约十至二十棵树木，并点缀了些许花卉。院中央设有一水池，旁边点缀着假山石，更显雅致。院落四周环绕着一道高约两米的木板围墙，墙面涂有深绿色油漆，从外界难以窥见院内景象。院门紧闭，似专为汽车通行而设。大门侧旁，另设有一扇小门，专供行人通行。

位于辽阳街一号的院子离我的住家仅一步之遥，大约只隔一里地的距离，穿过三个街口即可抵达。我轻敲房门，一名警卫迅速应门而开。他好奇地问道：“您找谁？”我答道：“我是来担任首长秘书的，名叫谭云鹤。”听闻此言，警卫未再通报，便直接放我进入了院内。

“现在，我带你去见首长。”

林彪的接待室空间并不宽敞，面积大约仅三十平方米左右，仅摆放了几张沙发与几组茶几，装饰相对简约。

踏入客厅之际，叶群即刻呼喊道：“谭云鹤同志莅临，谭云鹤同志莅临。”

片刻之后，林彪便步出卧室。一见到我，他便示意我落座。此次相逢，林彪摒弃了繁文缛节，直接便向我说明了我的具体职责。他提到，我主要负责处理各类文件与电报。对于特急且重要的文件，尤其是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一旦收到，便应立即呈递给我。至于其他常规电报，则可在早餐后、午休后以及睡前递送。至于我向下级部队或军委、主席发出的电报，我会亲自找你或至你的办公室，以口述方式交予你记录整理。待我认为无误后，再安排专人将电报送达罗荣桓、刘亚楼手中，其中部分还需谭政审阅。如有修改意见退回，你必须先让我过目。若无修改，你便直接派人将电报送往机要处即可。

林彪吩咐完毕，见我已明了其意，遂命叶群陪同我，为我安排宿舍与办公室。

彼时，我的行囊简陋，仅携一套被褥，以及几件可更换的衣衫，这些衣衫被收束于一个布袋之中，夜间则充当枕头之用。此外，尚有一只小箱子，内藏书籍与日常用品，而一把小提琴则是我的另一件随身之物。

“你就让他回去吧，这里的警卫工作，我们自有警卫班负责。”

无奈之下，我便给江北局行政处申力生处长写下了一条简短的便条，请求他为郭珍重新安排一份工作。郭珍收拾好行李，携带着我为他向东北局行政处所写的信，踏上了新的征程。跟随我三年的郭珍，我们的关系已颇为深厚。他离去时，泪如泉涌，低头不语。我只好轻声宽慰他，若在工作中遇到任何难题，随时可以来找我。然而，此后他再也没有回来，直至1953年，我担任松花江省委秘书长时，方才得知他仅念过两年小学，因缺乏文化知识，只得在省工业厅担任收发一职。在我探望他时，他告诉我已经成家，并且有了孩子。不幸的是，仅仅三年后，他就因癌症离开了我们。

我曾担任过县委书记，在部队中官至正团级，而王本则是副营级。起初，我以为我们两人的职位虽异，但作为秘书，餐食标准理应相仿。然而，当我看到警卫员送来的饭菜时，却发现王本的餐点与我大相径庭。于是，我打算将我们的饭菜并排放置在桌上，共同用餐。但王本坚决不同意，尽管我多次提出，最终他索性让警卫员将他的饭送至另一房间，独自享用。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无奈之下只能尊重他的选择。

我和王本均未婚，因此，我们两位单身汉便同住一处。外间便是我们共同的工作室。然而，王本负责生活和安保工作，他很少有时间坐在我身旁办公，总是忙于四处奔波。那间办公室实际上主要是我独自使用。初来乍到时，我发现办公室墙上除了门窗之外，挂满了军用地图，还插着各种红蓝两色的长方形、三角形小旗，上面标明了敌我两军的位置，这让我感到十分新奇。

王本在林彪麾下工作已有时日，而在原政务秘书季中权离任后的那两三个月里，文电的处理职责便落在了他的肩上。尽管那段时间部队正处于休整期，并未经历大规模的战斗，缺乏在战时担任秘书的经验，然而他对秘书工作的流程却了如指掌。因此，我便向他请教，学习处理文电时应遵循的具体步骤，需关注的细节，如何辨别平电、急电、加急、特急以及绝密电报，签发电报的流程，以及如何使用满墙军用地图上的红蓝标签等。不久，我便掌握了这些技能。

刚当秘书，我不太习惯。

初至林彪麾下，相较于巡视团时期，我颇感闲暇。日常职责除处理公文电报外，便是研习地图，依据各方来电所披露的敌我双方态势，实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敌我两军的具体位置。

总部获取敌情信息，主要依赖于三条渠道：首先是所属部队的汇报，其次是中央军委的正式通报，最后是通过空中监听截获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向其下属部队发布的指令。当时，我们采用红蓝两色纸张作为标记，我军使用红色，敌军则用蓝色。军级（纵队）单位使用长方形标记，尺寸稍大，而师级单位则采用三角形标记，尺寸略小。我们用毛笔在标记上书写相应的军师名称（例如，XXA代表XX军，XXB代表XX师），并将其粘贴在大头针的顶端。这种做法不仅便捷，而且只需浏览地图，便能迅速掌握敌我双方的态势，极大地便利了指挥作战。

现今电影制作中，常见的是在地图上以红蓝双色粗线标注敌我双方的阵地，以红蓝箭头指示双方的攻守动态。然而，回顾林彪指挥的作战，尽管在攻打锦州、天津等关键战役前，司令部会绘制此类地图，但在多数情况下，一旦战斗打响，局势瞬息万变，尤其是面对如消灭廖耀湘兵团这类的机动战，往往来不及绘制出这样的地图。

在电影场景中，林彪发电报的画面似乎显得轻松随意，仿佛拟好电文稿后便可随意发送。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林彪在收发电报时，使用两个由牛皮制成的电文包，其中之一专门用于存放林彪亲自口授的电文。每当林彪口授完毕，我将记录好的电文稿整理妥当后，在正式发送之前，必须经过罗荣桓、刘亚楼，有时甚至包括谭政的审核。此时，我将电稿放入电文包中，严加锁闭，再派遣警卫员将其送出。他们的秘书各自持有开启该锁的钥匙。当电文稿被退回时，同样需要上锁。退回后，我会重新打开电文包，检查是否有需要修改的意见，若有，便需呈递给林彪审阅。他审阅完毕并确定稿件后，我便将电文稿放入另一个专门用于机要处的电文包中，再次上锁，并派警卫员送往机要处进行发送。机要处同样持有开启该锁的钥匙。在所有发报过程中，除非是以林彪个人名义发送的电报，否则都必须遵循这一流程。

自踏入林彪麾下，起初我的心情尚算轻松，面对繁多的资料需得迅速浏览，毕竟战事可能随时爆发，届时便无暇顾及这些历史档案。因此，心中不免有些紧张。然而，随着过往的资料逐一研读完毕，秋季攻势——亦即众所周知的辽沈战役——却迟迟未能展开，这使得我感到颇为无聊。

那日，林彪步入我的办公室，我们展开了一段闲谈。他询问我近况如何，我回应说目前事务不多，然而我生性闲不下来，渴望有更多的工作可做。林彪稍作沉思后提议，让我先帮他处理两件事项。其一，关于每周向军委和主席呈报军情简报，今后不再由我亲自口述，而是由你来执笔起草。其二，近日有许多人请求我题写词句，你可以为我提供一些构思，列出几项建议，供我挑选。自此，我们便依照此方式继续。

军情简报仅每周编制一次，撰写过程不过一两个时辰便告完成。至于求他题字，更是寥寥无几。记得当时东北军区发行了一份名为《前进》的报纸，特请林彪题写报头。林彪莅临我的办公室，以毛笔挥洒，书写了四五幅作品。题字完成后，他细细端详，并请我为其鉴赏，以定优劣。我挑选了一幅，认为此幅更胜一筹。他再度审视，点头认可，便选定了这幅作品。我随即拨打电话，由政治部将其取走。另有一次，是为哈尔滨市第八区公园的烈士纪念碑题词，我为他准备了四五条不同的题词供其挑选。最终，他选择了“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这一条。同样，他书写了四五幅，我再次为他挑选了一幅，并将其送达。

鉴于我在军事领域缺乏经验，且未曾担任过秘书职务，我一时难以准确评估电报的紧急性。初至林彪麾下仅半个多月，便因自身经验欠缺，引发了一桩让我倍感尴尬的事件。

午时，一封紧急电报从纵队传来，揭露了敌方的新动态。林彪正在小憩，我稍作迟疑，考虑到是否打扰他的休息。一方面，担心立即打扰他，另一方面又担心延误重要信息，最终还是决定将电报呈送。

我轻轻推开林彪卧室的门，只见窗帘紧闭，于是边自言自语道：“带来了一份特急电报”，边打开了电灯。然而，这一幕让我顿时感到尴尬无比——原来林彪与叶群正同床共枕。我原以为午休时分，他们或许会各自安睡，却未料竟会遭遇如此情形。

面对两难境地，我犹豫不决，不知是应速速离开还是耐心等待。恰在此时，林彪率先打破沉默，询问我有何事宜。我羞愧地简要陈述了两点，林彪则安慰道：“此事不必急于一时，下午再解决。”听闻此言，我迅速熄灯关门，悄然离去。就在我关门的瞬间，我听到叶群轻声抱怨：“急什么，真讨厌！”而林彪对此并未回应。

自此，我愈发谨慎行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掌握了分辨事情缓急的本领。每当电话铃声响起，对于他们而言，总显得事态紧急，往往是一串串的“特急”来电。然而，在林彪这里，多数情况可以稍作搁置。直至后来，我才领悟到，若上级发来“特急”电报，我必须立即转交给林彪，如此一来，林彪方能得到片刻的休息。

第二号、三号人物

辽阳街一号的访客稀少，除却高岗之外，寥寥无几的贵宾中，或许仅能数得上东北野战军的第二把交椅罗荣桓，以及位居第三的刘亚楼。

据我观察，林彪与罗荣桓之间的相处极为融洽，彼此间默契十足。林彪鲜少主动前往罗荣桓处，而罗荣桓则常主动造访林彪。遇有疑问，二人一经商讨，便能迅速达成共识。此外，他们各自承担着明确的职责，分工明确，相互之间从未有过越界干涉。

罗在前线与我并肩作战，罗亦表示赞同，而后方事务则仍由高岗负责。

罗荣桓一到任，便全面负责起政治思想、后勤补给以及干部配置等工作。这样一来，林彪便卸下了沉重的政治工作负担。过去，林彪不仅要指挥战场作战，还需兼顾政治工作，日理万机，疲于应付。而如今，有了罗荣桓的协助，林彪得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战场指挥中。

刘亚楼与林彪间的关系颇为融洽，他们可算得上是历经风雨的老上下级。自刘亚楼投身军旅，便加入了林彪麾下的红一军团，年仅十六岁便担任了营长一职。1937年，刘亚楼远赴苏联深造。翌年，林彪因伤亦踏上了苏联的土地，两人在莫斯科重逢。不久，苏德战争的爆发让刘亚楼被调至苏联远东司令部，担任少校参谋。随后的岁月里，刘亚楼随苏联红军抵达大连。在那里，罗荣桓将军见到了刘亚楼，鉴于他在苏军担任参谋数年积累的经验，以及他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背景，便将他推荐给林彪，担任其参谋长一职。

罗荣桓力荐刘亚楼担任参谋长，此人选恰如其分。刘亚楼上任之后，司令部的建设和参谋工作便迅速焕然一新。

原来如此

在林彪对我进行第三轮考察的那日，我尚未完成工作移交。恰逢东北局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县团级及以上干部报告会。起初，仅通知了大家将聆听林彪的演讲，并未透露具体内容。我亦受邀参与。这是我有生以来首次在如此正式的场合遇见林彪。

会议启幕之际，林彪便开口提及，今日他要谈论的议题乃国际主义。他继续阐述道：“国际主义，乃是无产阶级的本性所在……”听闻此言，我才豁然开朗，方才明白前日林彪叮嘱我记录的内容，正是他今日报告的底稿。记得当时他仅手持几张纸，那不过是提纲挈领的简略笔记，在讲话过程中，他偶尔会瞥上一眼。

林彪之所以作出这一报告，实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当时，群众与干部普遍不满，甚至在某些肩负重任的同志中，亦对苏联出兵东北后的行径颇有微词。例如，他们将鞍钢和沈阳的部分设备拆卸后运往苏联，甚至拆除了北安至黑河的铁路，并运回国内；更有甚者，一些苏联红军违反纪律，肆意夺取财物，甚至强暴妇女，等等。众人皆认为这并非一个伟大、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应有的行为。众人情绪激动，怨声载道。因此，东北局特地邀请第一书记、东北军区首脑林彪进行专题报告。

在为林彪担任秘书的岁月里，我有幸参与起草各类电报，上至军委、主席，下至兵团、纵队乃至各师（有时林彪甚至越级下达指令至师级）。林彪在撰写这些文件前，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字字推敲，一出口便文辞流畅，这无疑是他的工作风格之一。在战时，他常坐在布满地图的墙前，一坐就是数小时，直到他认为已经深思熟虑。此时，他会命我记录，若内容简单，他会要求我现场复述；若内容重要或篇幅较长，我便整理成文，再呈其审阅定稿。因此，我的秘书职责相对轻松。

林彪的生活

林彪的私生活和安保事宜并非我所负责，这项工作由王本承担，尽管如此，我对他的生活状况还是有所了解。根据我日常的接触以及王本偶尔向我提及的信息，那时的林彪生活颇为朴素，从未听闻他提出过任何与生活相关的特殊要求，诸如居住环境的冷暖、服饰的选择或是饮食的偏好。

在那个时期，林彪的私人厨师是一位来自冀东的厨子，政治立场自然牢靠，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过厨艺上稍显不足。然而，林彪从不多加评价。他所特别指定要品尝的，唯有腊肉。这或许是因为他睡眠质量不佳，不知是哪本书籍中的建议，让他得知腊肉有助于改善睡眠。但在平津战役的那段时间里，他对于腊肉的需求倒是变得颇为稀少。

我曾听闻王本提及，在我抵达之前，林彪曾在双城前线指挥部的一次偶然中，于某本书籍中发现了一剂治疗失眠的中药方，遂命警卫员外出购药并熬制。不料，服用后林彪迅速陷入休克，意识模糊。刘亚楼闻讯后匆忙赶来，悲痛欲绝。经过医生的不懈努力，林彪终于被抢救过来。刘亚楼随即收走了那本介绍药方的书籍，并严令警卫员，今后若林彪再有取药之需，必须先由王本负责联系负责保健的医生审阅并同意，方可进行。

负责照看林彪健康的医生名为戴济民，他身为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的副部长，是一位资深的同志，年已四十有五。他蓄着浓密的小胡子，身形颇为清瘦，然而身体状况却相当良好。在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期间，戴济民始终伴随在林彪身边。

在辽沈战役的深秋，气温已然降至冰点，东北的寒意愈发浓重。他曾笑着告诉我，尽管年事已高，身形消瘦，但身体依旧康健。他每天清晨都会用一桶冷水从头浇下，我好奇地问：“这样不觉得冷吗？”他轻松地回答：“习惯了，也就不觉冷了。”沈阳解放后，听闻他经人介绍，与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女大学生喜结连理。我曾见过这位夫人，她身材中等，戴着一副眼镜，神采奕奕。1977年，我调回卫生部工作，因处理“四人帮”遗留问题，提及了一位戴济民。经核实，正是他。那时已年过七旬，退休在家。我曾探访过他的住处，那次重逢，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不久后，他就离开了我们。

林彪在生活中独具一格，无论条件是否允许，即便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亦偏爱拉上窗帘，点亮电灯。他自认为如此能营造出更为静谧的氛围，有助于集中精力深入思考。然而，在我担任秘书期间，虽然身处哈尔滨、沈阳、北平等地时确实具备这样的条件，但实际情形是，在辽沈战役与平津战役期间，我们皆驻扎于乡村，那里既无窗帘遮挡，夜晚更是没有电灯照明，而林彪依旧出色地指挥了这两场关键的战役。

林彪素来习惯于少动，即便外出散步亦为数不多。他更倾向于在室内踱步沉思，或安坐不动，偶尔也会在躺椅上悠然躺卧。

彼时的林彪，性情平和而内敛，颇具耐心，与我先前对武将性格的印象截然不同。

不久前，我加入林彪麾下，便遭遇了一次失误。那是在1948年炎炎夏日的一个午后，林彪计划前往哈尔滨吉林街的东北局小俱乐部，届时他将接待一批由我党选派、途经哈尔滨前往苏联深造的学生。这批学生中，绝大多数是中央领导的后代或是革命烈士的子女。

位于东北的这家俱乐部，昔时乃由数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共同出资打造而成，集娱乐功能于一身，内设舞池、钢琴演奏区、台球厅、网球场、篮球场以及地滚球场等多种设施。在我供职于东北局期间，那里成为了我时常光顾的去处。在那里，我时常有幸与陈云、李富春、高岗等前辈相遇，甚至曾与他们切磋台球技艺。起初，每当他们光临，我们便会迅速撤离，以便为他们腾出空间。然而，他们往往单独前来，因此坚持要与我们同场竞技，不愿让我们独处一隅。

此次林彪将前往该地接见留学生，任务原本由王本负责安排，亦属其职责范围之内。尽管我对此事有所耳闻，然而并非我分管之事，故而并未予以过多关注。然而，当林彪宣布即将启程，我外出安排车辆时，方才察觉事态严重——汽车不知所踪，司机亦无踪影，而王本亦去向不明，唯有我孤身一人。目睹此情此景，我不禁额头渗出冷汗，立即拨通了东北局办公厅行政处长申力生的电话，恳请他火速派遣一辆车辆。随后，我将情况告知林彪，并请他稍作等待。

林彪瞥了一眼手表，仅余十几分钟，若是迟到便算失约，他不愿让孩子们久等，于是决定独自步行前往。从辽阳街一号至东北局俱乐部，需途经铁岭、鞍山、龙江三个街口，约一里地之遥。虽然路程不算遥远，但我担忧路上可能出现安全隐患，便劝他稍作等待，并告知东北局行政处即将派车前来，不会耽误大事。然而，林彪执意要走，且说走便走，携带着两名警卫员即刻出发。我以为，此次我们，尤其是王本，恐怕要承受责骂了。岂料，林彪归来后，并未对我或王本说一句责备之词。

在我供职于林彪麾下的日子里，未曾遭遇过他的任何批评，亦未曾听闻他吐露一句严厉之词。他身上并无一丝武化人的气息。因此，我原先对于军队首长可能脾气暴躁，甚至有时会对下属出言不逊的担忧，逐渐消散，直至完全释然。在那段任职期间，我的心情始终愉悦。

在向中央军委、主席或所属部队发送的电报中，他有时会亲自将我召至身边，以口述形式传达指示。然而，更多情况下，他更倾向于亲自步入我的办公室，与我面谈。口述完毕后，我会进行整理，随后他会对内容进行审阅。若有需要调整之处，他常常会亲自进行修改。通常，他并未随身携带笔具，因此，他总是借用我的笔进行书写。

谈及此事，不禁令人忍俊不禁。当时我所使用的钢笔乃“地球牌”，其笔帽顶端更别致地镶嵌着一枚指北针。这枝旧笔是在我从延安迁至哈尔滨后，在一处地摊上，从一个日本女性手中所得。随着使用日久，我对它的习性已然熟悉，因此保养得当，尚能勉强使用。然而，林彪对此笔却不甚了解。他书写时用力过猛，致使笔尖屡屡破损，洞洞遍布。纸面满是窟窿，林彪遂心生不悦，直言这支笔怎能再用？他反复抱怨道：士兵需配备良枪，秘书岂能无好笔？

此事让我颇感棘手，一方面，购置一支品质上乘的笔需自掏腰包，然而囊中羞涩；另一方面，若四处奔走（包括直属后勤处）寻求援助，又担心被人误解为借首长之名，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我陷入了困境，一时间竟无良策可施，唯有暂且搁置。

“你去通知他们，让他们为我们购置两支优质的笔。毕竟，作为一名军人，拥有一支好枪是必要的！现在，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不久，王本将消息传达给相关部门。没过多久，我们俩人各自收到了一支全新的派克钢笔。在那个年代，要想弄到两支新派克笔实属不易，不禁让人好奇四处究竟是从何途径获取的。

林彪的手提箱

林彪对运动并无兴趣，既不擅长舞蹈，亦不喜嬉戏。他偶尔会外出漫步，这便成了他唯一的运动方式。我犹记得，有一次林彪提议寻觅一处幽静之所散步，我们便为他找到了一处私人的王家花园，并陪伴他漫步了数小时。那日，我们意外地邂逅了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同时也是延安整风学习期间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凯丰。

“请高岗同志决定。”记得有一次，高岗来电，提及周六晚欲观赏京剧，他有意点选《游龙戏凤》与《花田错》，并询问林彪是否还有其他剧目青睐。当我向林彪咨询时，他依旧那句：“请高岗同志定吧。”然而，当晚林彪并未现身，他让我们转告高岗，他有要事在身，不便久候。事后，我将此事告知王本，王本戏言道，高岗偏爱这类热闹的戏码。

一打仗，我就提着林彪他个人的一个小手提公文箱。因为由我负责替他拿着，而且也没有上锁，我曾看过里面究竟装些什么东西。打开一看，其实箱子里只有几本小册子，全是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比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与战略问题》等等，再就是几支削好了的红蓝铅笔。那时的书，都是竖排版的，在书中林彪认为重要的地方，都用红蓝铅笔划了许多杠杠、圈圈，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重、三重，不少地方还有旁批、眉批，写上他的心得、体会，密密麻麻的。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杠杠、圈圈、旁批、眉批，都不是一次、两次划的和写的。

叶群说当了秘书才好找老婆

在辽阳街一号，叶群是最闲的，基本上处于养尊处优的状态。也许是闲来无事，也许是要同我这个新来的秘书熟识些，我到林彪那里不几天，叶群曾跑到我办公室来闲谈过几次。

头一次闲谈，她就提到她在《东北日报》看到了我的一篇文章。她还说，你发表在《东北日报》上的文章我看到了，写得很不错嘛。我说，这哪里是什么文章!那是洛甫（张闻天）同志派我下乡作些调查，口头汇报后让我整理出来，我也不知道要送《东北日报》发表，我也是登出来以后才知道的。

还有一次，叶群又跑到我办公室里同我聊天。聊了一会儿，叶群就问我，听说让你来当秘书，你还不愿意来?

我一听，就把我同张闻天两次谈话不愿来的理由说了一遍，并且说，就是这些原因，确实不是出于别的考虑。这时候叶群说了一句话，她说，唉!你这个人!你不是还没有结婚吗?给林彪同志当一段秘书以后，也好找个对象嘛!

我听了以后，心里十分反感。如果我不给林彪当一段秘书，镀镀金，一辈子也找不到老婆似的。叶群一说完，我当下就沉下了脸，但强忍住了，没有同她顶撞。这时叶群大概也看出来了，就说，好了，好，不谈这个了。站起来就走了。从这件事情起，我对叶群的印象就不太好了。

那时的叶群不担任任何公职。豆豆和老虎还小，豆豆不过四五岁，老虎才两岁多，她家雇了一个小保姆，叶群就在家里照顾林彪的生活和照管两个孩子。这给我的印象也不太好。当时的情况下，东北形势紧张，大家都在非常紧张地工作，两个孩子有保姆照顾，林彪的生活又专门有个秘书在管，她一点工作也不做，我以为不怎么合适，哪怕在哪个机关挂个名，不一定坚持天天上班，她也不应该在家当官太太。

不过，那时叶群请了一个“白俄”，每周来两三次，教她学俄文。偶尔，叶群也在老师的帮助下，一个月两个月翻译或摘要翻译一点苏联《真理报》的社论或重要文章，我是在《东北日报》上看过她发表的译文的。

那时候，叶群就有好乱插手的毛病，我和王本都有些烦她。我还好一点，是管政务的，叶群无从插手。但王本管生活，许多事情离不开叶群，常常叫他左右为难。

我去给林彪当秘书之前，林彪原来的政务秘书是季中权，过去我们不认识，我到林彪那里以后，听王本偶尔说起过他。1977年我调到卫生部做副部长，第二年夏天季中权也被调到卫生部来，开始是卫生部党组成员，1979年又提起来做卫生部副部长。我们有时谈起当年给林彪当秘书的情况，我们两个对当时的林彪和叶群的印象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