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一个被摆错位置的关键人
“同志，你见过列宁吗？”
“没有，没见过，干什么？”
“听说他在这，我想见一见他。”
“时下争论，都说他是个大麻子红头发，我说列宁啊，一定是个大脑袋，准是个大个子，很有主意的男子汉。”
后来，这个跟列宁探讨列宁长什么模样的工人同志，在一次集会上，如愿以偿见到了列宁。
他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到前面，昂首看着高台上的列宁，额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一双眼睛眯成了月牙，满怀欣喜的说到：
“一个普通的人。”
这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一幕，这一幕展现了一位普通工人，见到革命导师列宁时的欣喜。
1922年，柯庆施、邓培跟张国焘等人去莫斯科参加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们不仅见到了列宁，还跟列宁握了手。
后来，邓培牺牲，张国焘叛党投敌，柯庆施就成了党内少有跟列宁握过手的人。
然而，在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却被康生扣上了特务反革命的帽子，成为第一位被拖上台挨批斗的大官，差点被整死。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最后时刻，毛泽东出手保下了柯庆施。
从此，柯庆施紧跟教员，一辈子没变过。
柯庆施这个人可不简单，跟他有过节有密切关系的大佬一大堆。
教员、刘少奇、王明、薄一波、康生、陈云、邓小平，甚至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跟他有很深的牵涉。
柯庆施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就如同一盏能引领我们走入历史深处的油灯。
通过他，一位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和一连串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历史事件。
将会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
全文超过1万字，阅读需25分钟，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
01
有人说，如果柯庆施没有死，那后来就不是四人帮了，而是五人帮了。
也有人说柯庆施犯了大错，他给出的数据，让教员误判了形势，大跃进的错误和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柯庆施要背不小的责任。
还有人批评柯庆施，说他刻意迎奉上级心思，大搞煽风点火，还差一点取代了周总理的位置，其心可诛。
柯庆施到底是谁？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已经不认识柯庆施了，但是经历过那段曲折岁月的人，恐怕不会忘记柯庆施。
一提起柯老，谁都得竖起大拇指，夸赞一声“毛主席的好学生”。
柯老这个外号，是教员先叫起来的。
教员也解释了“为什么叫他柯老，因为他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柯庆施病逝后，风光大葬，几乎全国各大区各省市都安排了很隆重的纪念仪式，中央和地方的所有领导，都有表态，这种政治影响力在当时是独一份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掀起了很大的波澜。
在柯庆施的政治生涯中，教员、刘少奇和王明是绕不过去的存在，这三位大佬，都跟柯庆施有很深的交际，也都对柯庆施的命运造成了很深的影响。
有人说，柯庆施在延安整风期间，被康生扣上特务的帽子去批斗，是因为刘少奇地位提上来了。
彼时，刘少奇成为书记处三大书记之一，是党内二把手。
而柯庆施曾经跟刘少奇结怨颇深，他俩的恩怨是党内一大公案，谁都清楚。
但实际上，康生整柯庆施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刘少奇，核心原因是柯庆施跟王明走的太近了。
他跟二把手刘少奇的关系又不怎么好，批他不会产生太多负面影响，还能卖刘少奇一个人情。
这个历史纠葛，也算是批斗柯庆施的间接原因。
所以说康生的段位很高，对人际关系把握的很到位，他从来不会胡乱批斗整人。
每个批斗对象被树立为典型时，都是有过分析和取舍的，要么是人际关系简单，要么是顺从了上面某一位的心思。
康生从来不怕惹麻烦得罪人。
但他得罪的是没有能力威胁到自己的人，可领他情的却是能决定他命运的人。
这就是康生的厉害之处。
02
在那个时期，一个搞白区工作的，被刘少奇否定了。
基本就意味着政治生命到头了。
像刘少奇这样的大领导，按理来说，哪怕你不巴结他，也不至于跟他对着干。
但柯庆施不仅对着干了，还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
1936年伊始，刘少奇肩负重任，毅然从延安启程，前往天津，肩负起接管北方局事务的使命。
在那个时期，柯庆施身为北方局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同时肩负着组织部的部长重任。
刘少奇抵达北方局后，起初与柯庆施等人的关系颇为融洽，双方就诸多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他们相互协作默契，成功将关押于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营救出狱。
此议题，我们曾在刘少奇的论述文章以及阎锡山的探讨文中有所涉及。
回顾党史第103期：八路军崛起背后的阎锡山角色解析（附赠毛泽东选集）
事情原本颇为简单。柯庆施提出，他们应伪造一则反共启事，以便先行将相关人员引出，随后再做打算。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同意了他的提议，并向上级进行了汇报。随后，柯庆施便着手组织并实施了这一计划，成功地将人引出。
事态发生后，刘少奇激昂地挥洒文采，一连撰写了多篇抨击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文章。这些文字虽针对北方局及白区同志，但其锋芒直指王明。
继而实施了组织架构的调整，将柯庆施等人悉数调回原职。
刘少奇此举，令柯庆施等人心中颇为不悦。他们均属于白区系统的成员，且深知刘少奇过往曾遭批评，一度身处冷落之境。
自延安空降至北方局后，他即着手进行大规模的组织改革，同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贬低他们至毫无功绩的地步。
这话，谁都气。
北方局时，柯庆施等忍了。
待延安召开白区党组织工作会议之际，刘少奇发表了一份报告，持续对先前白区工作中的成效不足提出批评。
刘少奇所言实有失偏颇，竟将白区同志的业绩一笔抹去。
这下捅了马蜂窝。
哭声四起，喧闹不断，众人誓要为刘少奇的是非曲直一决高下。
柯庆施，这位昔日北方局的组织部长，心中早已积怨难忍，遂指着刘少奇的鼻尖，怒斥道：“你历来都是个顽固的老右派！”
而且喧嚣声震耳欲聋，正是这样的纷争，使得两人之间的恩怨由此而生。
最终，由教员亲自压轴，为刘少奇发声，赞誉刘少奇为洞察问题的一把好手，如同针尖见血的医生。
随着此次会议的圆满结束，刘少奇在白区党组织中的代表地位得以稳固确立。
与刘少奇存在矛盾的柯庆施等人士，自然是被调离岗位，或沦为冷板凳上的“看客”。
两人恩怨由此生。
03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后期阶段，当柯庆施成为批斗的对象时。
久坐冷板凳数年，他唯一的支撑者王明，亦已自身难保，犹如泥菩萨过江。
柯庆施与王明私交甚笃，对王明所倡导的“左”倾思想亦颇为认同。
他们不久后均被安置于冷落之位，王明晋升为统战部部长，而柯庆施则担任副部长之职；在女子学校，王明执掌校长一职，柯庆施则成了副校长。
显然，他们默认绑定。
彼时，整风运动自审查干部阶段转向肃反阶段，延安城内掀起了一阵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热潮。彭真追溯过往，将柯庆施在北方局时期所犯的错误一一列举，予以批判。
而彭真是刘少奇的副手，他批评柯庆施就如同一个信号。
康生迅速捕捉到了这一迹象，随即接过处理权，将柯庆施的疑问径直归类为涉及特务和反革命的严重性质。
在将柯庆施问题升级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确实过于粗鲁。深夜时分，中央大礼堂的墙壁上被贴上了醒目的大字标语：“柯庆施，坏人！”
究竟是谁在无人问津之下悄然贴出了这个标语，时至今日，依旧没有确切的答案浮出水面。
总而言之，随着该标语的发布，柯庆施的处境愈发严峻。
彼时，杨尚昆、凯丰等同志挺身而出，为柯庆施辩护，力证其非特务之实，然而康生却执意要对柯庆施进行批判。
根据王明的记录，在批评柯庆施的次日，刘少奇同志代表导师与柯庆施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
我们对你持反对态度，原因在于你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便与王明相识。1930年，你在王明的引领下，参与了针对立三路线的抵制活动。自1939年起，你更是成为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得力助手。然而，尽管整风运动的声势已持续甚久，你在抵制王明的问题上却始终未曾公开发表过任何言论。
情况真实存疑。
然而，柯庆施这位人物，确实未曾对王明有所诋毁，亦未曾效仿康生，反戈一击。
在延安的岁月里，每当王明住院休养，柯庆施便时常前去看望。至1965年，柯庆施不幸离世的消息传来，王明感念昔日情谊，特作诗一首以寄哀思。
显而易见，他与王明之间的私人情谊颇为深厚。
柯庆施因此遭重创。
当年的目击者们回忆道，对柯庆施的批斗场面尤为激烈。
康生质问：“在那段某年某月的日子里，长达半年未能寻得你的踪迹，你究竟隐匿于何方？”
柯庆施忘却了。
康生追问：“上海的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你为何会藏身他处？”
柯庆施回应道，自己正身处隐秘的私人关系中，随后有人催促他详细说明，但柯庆施却缄口不言。此举激起了众人的不满，众人纷纷围拢过来，意图对他施以拳脚。
有人质疑柯庆施：“你戴着黑眼镜，如此从容地在东安市场漫步，这不正表明你在政治上有所倚靠吗？”
柯庆施断然声明：“那全是虚假的，根本不存在如此之事。”言辞刚落，便立刻招致了一阵围攻。
“我证明你是特务！”
柯庆施，这位曾一度权势显赫的组织部长，如今却尝尽了人走茶凉、众叛亲离的苦涩。
他的妻子因无法承受批斗的重压，选择了投井自尽。
即便在批斗会上他险些丧命，柯庆施亦未曾吐露一句妥协之词。
他的骨头仍坚硬。
04
彼时，柯庆施结识了一位难兄难弟，那便是当时担任军委秘书长的陶铸。
陶铸曾长期在白区开展活动，他与刘少奇之间的交往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未曾料想，这种看似疏离的关系，竟成为了他们日后崛起的契机。
正是这段共事的时光，柯庆施与陶铸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谁料，这看似命运多舛的两位好友，竟成为了日后声名显赫的两个大区第一书记，成为各自领域内的“诸侯”翘楚。
柯庆施之被打倒，与刘少奇之间存有某种关联；而他之得以崛起，亦与刘少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叫盈亏同源。
柯庆施因教员而存活。
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记载，正当柯庆施陷入绝境之时，毛泽东挺身而出，进行干预，从而使得柯庆施得以保全性命。
在柯庆施被打倒半年之後，刘少奇以中央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寻访柯庆施，诚挚地对他说：“我们对你所犯的错误判断有误。”
刘少奇为何要谈此事？
相当简单，即便教员曾庇护柯庆施，柯庆施今后仍需在刘少奇所管辖的领域内，开展其工作。
柯庆施心中亦明，只要刘少奇依然位居高位，他此生想要有所作为，恐怕难上加难。
在关键时刻，一位昔日的挚友挺身而出，决心助力他攀登更高峰，重返高级干部行列。
这个人就是薄一波。
1948年伊始，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旨在探讨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中央局合并，从而组建全新的华北局。
踏入华北局的门槛，无一不是七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身份尊贵，地位显赫。
刘少奇理所当然地担任华北局的第一书记一职。当时，实际负责华北局工作的第二书记薄一波提出建议，主张将当时尚未成为中央委员的柯庆施纳入华北局的阵容之中。
刘少奇坚定地表明了他的反对立场，这主要源于柯庆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象，他对柯庆施的评价并不高。
然而，薄一波坚定地持有己见，他深信柯庆施在1936年至1937年期间，成功营救他们脱离牢狱之灾，以及营救王若飞的过程中，表现尤为出色。
其实，就是薄一波想报恩。
刘少奇虽然有最终裁定权，但见薄一波坚持，也就答应了。
然而，他与薄一波立下三项约定：“既然如此，但必须明白，后果将极为严重，你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的确如刘少奇所预见到的那样，将柯庆施的职位提升至过高，并非一件有益之事。
柯庆施其人，才干颇丰，然亦存在一显著瑕疵。此非指其见风使舵，亦非能力有所欠缺，实则源于其思想过于偏“左”。
思想过于偏“左”在工作实践中，往往导致忽视现实条件，陷入盲目蛮干的误区。
若柯庆施地位显赫，其稍显激进的举动，将引发极为严重的后果，受影响的将不仅是数以万计的民众，而是可能波及百万、千万乃至上亿人。
这绝非儿戏之言，大跃进运动之后的景象，我们自是心知肚明。
此事的错误固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柯庆施，然而，他在其中扮演了颇为独特的角色。
随后，薄一波亦坦言，将柯庆施推至高位，实则未能准确识人，致使他置身于不适宜的岗位之上。
“事实最终证明，少奇同志的结论是基于长期观察所得，其正确性不容置疑。而我的观点，仅基于对某一时刻、某一事件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
柯庆施干了什么？
我们慢慢聊。
05
1949年伊始，为确保南京解放后能够平稳接管，中央从九个解放区精心挑选了2400余名干部，组建了南下干部队伍。
他们起初深入研习了一系列决议与政策，继而精心制定了一套全面接管南京的详尽方案。
柯庆施，时任石家庄市市长，以其卓越的工作表现，成为此次南下接管干部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1949年5月1日，南京市的党委员会正式成立，刘伯承同志荣任市委书记，而柯庆施同志则成为副市长的一员。
然而，刘伯承不久便随主力部队转战至大西南，由此，接替其职务的人选问题便成为了棘手的难题。
当时，华东局提出两位候选人，一位是柯庆施，另一位则是江渭清。其中，特别推荐柯庆施出任市委书记及市长之职。
“南京市市委书记兼市长一职可由柯庆施担任，江渭清出任市委副书记。然而，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和执行工作任务方面存在不足，希望你们能密切关注并给予适当协助。”
此电报旨在阐明，柯庆施具备胜任此职务的能力，此举亦彰显了组织对其近期工作的肯定与认可。
然而，在高层，尤其是刘少奇对柯庆施的任用，仍然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
柯庆施在南京干得挺好，各项工作都搞得有头有尾。
当时柯庆施结合南京的特点，制定了“轻工业、文化的、人民的”的城市转型方案。
从结果来看，柯庆施这个方案是很好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当江苏省制恢复后，柯庆施顺理成章的成为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柯庆施在延安整风后，几乎被打入谷底。
但他又爬上来了，为啥？
因为在关键时刻，有人愿意给他说话，哪怕是忤逆了上司的想法，也要坚决保他。
这样的贵人，不需要多，一辈子遇到一个就够了。
柯庆施的为人要是真的一无是处，落井下石都来不及了，谁还会为他说话。
康生有康生的职场哲学，柯庆施有柯庆施的贵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完美也意味着无用，一个人不怕有缺点，就怕没有长处。
薄一波之所以愿意保柯庆施，一来是因为柯庆施在困难时期，对革命不动摇，他的信仰和立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二来柯庆施对薄一波有恩情，我们在阎锡山那篇文章分析过，薄一波出狱的时间实在太巧了，早一点晚一点，那山西牺盟会的事就跟他没啥关系了；
还有第三点，柯庆施这个人有能力，接管运输中枢石家庄就是他的名片，他已经用事实证明，自己有接管大城市的能力。
所以薄一波愿意帮他说一句话，也有底气保举柯庆施后，他不会掉链子。
认真做事， 坦荡为人。
这八个字，柯庆施能担得起的。
这一切，都让柯庆施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不是柯庆施的终点，而是他的起点。
属于柯庆施的滔天机遇终于要来了。
06
凡事不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思想。
建国后，刘少奇和教员在建国初期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相合的。
然而对于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过渡时，二人却产生了分歧。
刘少奇是相对保守的，1951年5月的时候，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表明：“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年......
十年以后建设得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
但建国3年后，也就是1952年，教员觉得情况发展的比较快，在9月下旬一次书记处会议上。
教员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以后才开始过渡。”
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分歧，是很多事情的起源。
但很多人喜欢把事情搞得复杂，添油加醋，乱说一通，非要迎合猎奇心理搞出来很多版本。
一把手跟二把手，有分歧，那在很多事情上，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动，也会伴生很多问题。
因为信任，所以简单。因为不信任，所以复杂。
上面跺跺脚，下面就是大地震。
原本准备实行15年到20年的新民主主义提前结束，1953年就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个大变动，导致上层也出现了一些人事变动，而且此时外部环境也开始恶化。
种种矛盾，最后激化出一个高饶事件。
1954年左右，华东局首任第一书记饶漱石遭遇挫败，与此同时，陈毅陈老总亦被调往京城，担任副总理一职，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周恩来总理的部分职责与权力。此外，谭震林亦被调任至北京，担任中央副秘书长。
转瞬之间，华东局的重臣们均已散去，权力版图上留下了一片显著的空白区域。
变即机遇。
总过渡时期一经提出，柯庆施表现出的积极性尤为突出，迅速进入了教员的关注焦点之中。
柯老自然而然成为“上海王”。
柯庆施曾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无退路可寻。选择放弃，即等同于走向失败。
不放弃，或有希望。
柯庆施接掌上海后，刻意保留了一位日后至关重要的角色——张春桥。
张春桥遭调离上海，转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之职，此因他未事先征求同意，便在报端公开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华东局若干干部。此外，风声鹤唳之际，张春桥亦图谋对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进行公开指责。
因此，陈毅与谭震林得知此事后，便计划将他调离上海。
陈毅，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深知张春桥此举极易将自己引入险境，因此断然不能让其留在身边。
恰逢其时，一连串的人事调整中，张春桥未能成行，反倒是陈老总先行一步，赴京履职。
1954年11月，华东局的领导班子成员纷纷离任，办公活动随之暂停。与此同时，上海局应运而生，正式接管相关工作。
此次组织调整，瞬间使得柯庆施的地位显得格外突出。
教员信任柯庆施。
07
柯庆施并非那等阿谀奉承之辈，教员对他格外青睐，亦非因其擅长拍马屁所致。
恰逢教员思想发生转变之际，偏“左”思想的柯庆施亦恰逢其时。
换言之，柯庆施先前被压抑的“左”倾思想，终于迎来了释放的契机。
自1953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拉开序幕以来，形势的发展愈发迅猛。
此时，周恩来等领导人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及时提出了反冒进的方针，旨在制止这股急躁冒进的潮流。
1955年夏日，关于农业合作化推进速度的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邓子恢撰写了一份报告，主张应稳步推进，然而，这份报告却遭到了批评，被比喻为
“步履蹒跚的小脚女人”。
至1955年岁末，柯庆施作为地方势力中的领军人物，屡次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冒进倾向，并发表了一篇题为《农业合作化浪潮中的高潮与团结中农问题》的论文。
当前，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态势并非党的领导“超越了实际可能”、“超越了群众的觉悟水平”或“超越了干部的经验水平”。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当前的情形，恰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而领导却难以跟上运动的步伐。”这一论断业已证明其完全正确。
教员开始提速。
众多北京委员纷纷表示，发展步伐过于迅猛，诸多事务难以尽善尽美。面对此等质疑之声，教员能够以理论加以驳斥，然而，用以反驳的实际行动材料，则需由基层人员提供。
调集地方要员之力，对中央政府施加持续压力，此乃教员独树一帜的策略。
此刻，柯庆施身为地方执行层的高级官员，挺身而出，坚定地表示，这一切皆可达成，毫无疑义，并进而提供了一系列详实的数据以作佐证。
众干事纷纷拍胸保证，一切尽在掌握，领导见状，自然也就不再多言。
柯庆施所展现出的坚定不移的支持，为教员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与力量。
在邓子恢所倡导的稳步前进观点遭受质疑之后，地方工作中的进展迅速获得了相应的反馈。
短短数月间，已有超过五千万户农户纷纷加入合作社的行列。原本计划于18年内完成的农业合作化进程，竟奇迹般地提前了11年得以圆满实现。
速度之快，到了1956年，已近乎失控。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势头迅猛，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亦呈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冒进态势。
此时此刻，北京城内争议迭起，无论是周恩来总理还是敬爱的教员，均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恰逢关键时刻，柯庆施便成为了破解僵局的强大力量。
柯庆施在江浙地区开展工作，场面热烈非凡，因而自然引得教员亲自前来进行视察。
1957年年底的十二月下旬，教员于杭州召开了重要会议，华东地区的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悉数出席。会议的核心议题集中在经济建设领域的领导策略与方法上。
在杭州的会议期间，教员情绪激动，积压已久的怒火终于在这一刻在柯庆施面前得以宣泄。
导师后来回忆道：“我点燃了恩来的怒火，柯老可以作证，此事发生在杭州，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多年的怨气，最终在薄一波身上爆发。我对他说，我不接受你的说法，你在说什么？我这些年早已不再过问预算，直接就是你逼我签字。”（摘自肖冬连《探寻中国——“文革”前十年的历程》）
会议结束之际，柯庆施荣幸地受到教员亲自点名称赞。返程之后，他即刻召集张春桥等一众笔杆子，挥毫泼墨，撰写了一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激昂篇章。
当这份报告呈递至教员手中之际，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
本文倾吐了他长久以来欲言未言的心声，同时巧妙地将论述与上海的现实相结合，其展开的逻辑也与“跃进”的精神相契合。
随后，教员屡次将柯庆施的该文作为典范，特意指出批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在南宁会议期间，直言不讳地对周恩来总理提出：“周恩来同志，作为总理，您看，这篇文章您能否撰写？”
周恩来：“无法写出。”
教员续道：“上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重要城市，若无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所持有的那份炽热激情，便难以孕育出如此优秀的文章。”
导师接着说道：“你反对冒进，而我则是反对反对冒进。”
《重大决策时光之二十四：对冒进主义之批判——薄一波述》
08
柯庆施报告，开启大跃进。
在那个年代，教员身处北京，内心实则颇为沉闷，周遭充斥着对反冒进的声浪，而缺乏有力的支持之声。
柯庆施的明确立场和有力支持，使得教员深感找到了一位“知音”。尤其是柯庆施负责的上海，作为我国工业的重镇，其话语分量自是非同小可。
每当教员需要发声之际，柯庆施总是不遗余力地紧随其后。
陈云曾言：“毛主席所犯的错误，地方上的一些人，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责任。毛主席常常提及，北京的空气不佳，因此不愿久留于京城。此言之意，实则是不愿与中央常委进行深入交流或会面。他所希望首先会见的，是华东地区的柯庆施，继之则是西南，而中南地区也排在其次。”《柯庆施政资》陈小津
上好，下必甚。
《乘风破浪》一文在得到教员的高度赞誉之后，宛如触发了某种神秘的开关。
全国各地随即响起了响应的呼声，李井泉、谭震林等纷纷步履一致地跟进，而“反冒进”的论调则被彻底批驳倒地。
在南宁召开的重要会议上，柯庆施一举成为众望所归的楷模，他身为批判“反冒进”思潮的先锋。在此次会议上，先前秉持“反冒进”理念的领导们亦纷纷进行了深刻反省与自我批评。
周刘检讨。
正是在此次会议上，教员屡屡称呼柯庆施为“柯老”，将他推崇至极高的地位。
待至陈云进行汇报之际，气定神闲的柯庆施言辞间透露出坚毅，面对教员，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陈云的不足之处。“对下面卡得过死。”
柯庆施的自信显然十足，在南宁会议上，教员曾萌生过让柯庆施接替周总理位置的念头。
当时，周总理并未直接表露态度。若在会上径直提出辞职，那便不再单纯是辞职之举，实则是一种更为激烈的抵抗行为。
在南宁的会议之上，教员径直引用柯庆施所撰文章中的话语，直指周总理所谈议题，由此给周恩来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顾明回忆道：在会议期间，几乎每个夜晚，先念、一波等众多领导人都纷纷聚集在总理的办公室，直至深夜二三点钟，他们深入讨论如何进行自我批评等重要议题。当时的会议气氛异常紧张。
是否适宜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与会者中多数人纷纷表达意愿，希望周恩来总理能够留任继续执掌政府。
邓小平草拟了会议纪要。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宜继续执掌其现有职务，无需作任何变动，遂将此决议以纪要形式呈送至教员处。
此后，周恩来少发言。
09
其实到这一步，大跃进已经不可阻挡了。
领导层意见达成一致，普遍认为反冒进的做法是错误的，因此，推行更为大胆的冒进策略成为必然。
在大跃进时期，那“全民大办钢铁”的激进行动，与柯庆施的推动亦不无关联。
1958年6月，柯庆施亲自主持了华东协作区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制定了1959年华东地区五省市（不包括山东省）钢铁生产能力的宏伟目标，力争达到800万吨。
1957年，我国全国钢产量仅达535万吨，然而，柯庆施所辖的大区却设定了高达800万吨的生产目标。
这表明，柯庆施此刻的头脑早已超越是否发热的层面，已到了烫手的境地。
实际上，若剔除山东，华东区域的煤炭和铁矿储备并不充足。既然资源匮乏的区域已设定了如此高的目标，那么资源更为丰富的大区岂不应当设定更为严苛的指标？
柯庆施并非愚钝之辈，他明悉这数字的夸大其词，不过是迎合时局而发出之口号。教员亦心知肚明。
然而，他将实际工作简化为仅仅口头上的口号，这便是柯庆施所犯的错误。
面对这令人咋舌的数字，教员深知其难以实现。
尽管在武汉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与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教员对柯庆施的“干劲冲天”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最终对钢产量的调整仍定格在1070万吨。
1959年七月，庐山会议上，教员针对那1070万吨的钢铁生产高指标发表言论：“我，是这项任务的第一责任人。”
柯庆施面前，他询问道：“关于您的发明，那项专利权又该如何处理呢？”
柯庆施：“我有责任。”
讲师表示：“我想表达的是，你确实有责任。不过，你的责任似乎比我更轻微一些，毕竟你面对的是意识形态问题。虽然我可能没有你那样的雄心壮志，你负责的协作区一年需处理800万吨，而我全国家级仅处理1070万吨。”《柯庆施：历史人物研究》
教员所提及的“发明权”，实则关乎于谁首度提出该创新。教员自承其责，实则是指涉于推广之权。
薄一波回忆录中明确指出：毛主席的这些话语明确指出，正是柯庆施同志推动了他造成这一混乱局面。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将柯誉为“土法炼钢的领军人物之一”，此誉非虚。
然而，教员对柯庆施始终怀有深厚的爱护与信任，并未对他进行任何形式的责难。这一点，通过对比张闻天与彭老总的遭遇，便可一目了然。
柯庆施对土法炼钢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他不仅言辞中透露着关注，更以实际行动践行承诺。
他对这股热情的执着，源自内心的深处，他对教员的见解有着深刻的认同。
马达，曾在上海市委机关供职，回忆起往昔，他提及柯庆施曾在市委办公楼北侧的空旷地带，下令建造了一座简陋的土制高炉。机关干部们轮班作业，每日分为三班，投身于这一劳动之中。
没有铁如何炼钢？
柯庆施指出，城市中遍布铁栅栏，这不都是现成的铁材吗？
各家各户的废旧铜铁积累颇丰，于是众人纷纷将家中的铁锅上交，连铁门、铁窗也一一拆卸，以炼制钢材。
10
现观此现象，觉荒唐。
是否有人思考过这样的疑问：为何那位一生都保持理智与冷静的导师，在建国之后却展现出了某些激进的举动？
鉴于老人家心急如焚，加之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压力便如潮水般汹涌而至。
此刻，手中空无一物，唯有焦急难耐。
无物在手，难成大事。
按照教员的表述，便是：“若无一把米在手，连鸡都难以吸引，更遑论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
1956年的波匈风云，令导师深刻领悟到，即便已握政权，仍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再度失去。
若你缺乏实力，不有所建树，他人轻而易举便能使你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
1958年，苏联计划在我国境内建设长波电台，此举意在干涉我国主权，对此我们能够接受吗？
肯定不能答应。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专家纷纷撤离，苏联和美国的人们都翘首以待，期待着看中国人为难的局面。
毛主席性子刚强。
兵熊一个，将熊一窝，毛主席那股坚韧不拔的豪情，最终不仅激励了整个领导集体，更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彼时，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决心务必取得显著成果，即使不食馒头，亦要争得一口气。
用邓小平的话讲，“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同志情绪激昂，我们是否也保持了冷静？刘少奇、周恩来同志及我本人均未提出异议，陈云同志也未表态。对于此类问题，我们必须保持公正，避免形成他人皆对、唯有某人犯错的不实印象。这并非事实真相。”
“我们的情绪同样激昂，在座的各位老同志中，想必也有不少人心潮澎湃。这些问题并非单个人的困扰。我们必须认识到，从未犯过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
显而易见，将大跃进的失误归咎于柯庆施一人，实乃不公。实际上，柯庆施当时不过是众多激情澎湃者中的一员。
然而，在大跃进时期，各项指标被设定得过高，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柯庆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时的教员地位与声望均至高峰，因此身边聚集了一众人士，他们日夜思索着他内心的所思所想。
一旦教员的想法得到确认，众多人便会不吝提供所需的数据与材料，积极附和教员的见解。
身为领袖，往往亦感忧心重重，周围众星捧月般地围绕着他的权柄。
更遑论当时，教员已在众多干部心中铸就了一贯正确的形象，服从几乎成了他们的本能反应。
然而，当一个人急于完成某项任务时，往往会暴露出不足，导致思考难以周密。
危险浮现。
君臣不密，失身失臣。
几事不密则成害。
11
柯庆施身上背负着“推动个人崇拜”的指责，被视为这一现象的有力推动者之一。
这是事实，他没错。
柯庆施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说过，“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而且他也是大搞个人崇拜的源头之一。
这描绘了柯庆施内心深处的真实精神面貌，亦映照出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
柯庆施其人，实乃研究之佳选，他并非那种阿谀奉承、无真才实学的庸碌之辈，亦非那种位居高阶、脱离民众的官僚型官员。
实际上，柯庆施先生的工作能力堪称卓越，即便在行走间，他亦心系工作。他个人品行端正，廉洁自律，处理事务时善于分析判断。
他的兴趣所在，不过是偶尔品鉴几杯陈年美酒，细嚼几粒香脆花生，然而谁料到，正是这一小小嗜好，竟最终演变成导火索，引致他因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而与世长辞。
柯庆施每日步入办公室，首要之举便是翻阅报纸，洞悉上海城内的点点滴滴。夜幕降临，他便会回到家中，潜心阅读书籍，同时审阅民众的来信。
晚膳过后，他常邀下属一同漫步，期间亦不时交待一些事务。
例如，“民众来信反映猪肉价格上升，您是否曾前往市场进行过实地考察？”、“关于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哪个版本的质量更为出色？”此类问题。（摘自马达《我所认识的柯庆施》）
柯庆施始终铭记的格言是：“秉持坚定的革命意志，展现顽强的战斗精神，怀揣火热的革命热忱，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
他就这样过了一生。
从品行和能力两方面考量，柯庆施堪称一位优秀的官员，更是一位坚守信仰的优秀同志。
他身上蕴藏着一种独特的矛盾气质，时而以极端“左倾”的姿态示人，时而又展现出一位坚守党性原则、实事求是的优秀同志形象。
而他身上所体现的矛盾心理，正是那个时代众多人的共同写照。
对于历史中那些发生的失误，以及那些历史事件中的个体，过分纠结于谁为好人，谁为坏人，抑或谁是墙头草，实则并无太大价值。
人人都会犯错。
1961年，柯庆施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深刻反思，其言辞精辟，令人称道：
“随着官职的升迁，我如今已是权势显赫，将牛当作马来骑，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愈发棘手。官职越高，事务自然越繁重，难以一一按轻重缓急妥善处理。一旦官架子摆得过大，便难以再回归平易近人。”
破环境，灭架子！
有人曾言，若柯庆施不幸未能因疾而终，或许便会位列“五人帮”之列。
我持不同意见，以陶铸为例，他与柯庆施的经历颇为相似，却堪称典范。
倘若陶铸心意已决，他实有机会跻身第五人之列，然而，在洞悉问题核心之后，他毫不犹豫地坚守党性原则，此举随即招致了挫败。
自无疑问，历史不容臆测，凡人皆非神祇，皆难免遭遇各式难题，犯下种种过失。
我们亦不宜将历史人物过分地推崇至过于崇高的地位，亦不宜将其形象描绘得过于遥远。
对待教员和柯庆施皆如此。
伟人之伟大，并非源于他们与民众的距离遥远或地位之高。
融入人民，毛主席成伟人。
“一个普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