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发动的内幕，不是你想的那样！

林彪陷害罗瑞卿时罗瑞卿不知情

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求我前往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彼时，我正深入基层，全力推进“四清”工作。

7日，我自河北永年县返回北京，紧接着于8日乘机抵达上海。出发前，我对会议的具体内容一无所悉。

自12月9日起，会议拉开帷幕。林彪同志担任此次会议的主持人，而毛主席并未出席。会议的核心议题集中在批判罗瑞卿同志上。

引发对罗瑞卿的批判，源于11月份林彪指使叶群自苏州前往杭州，向毛主席揭发罗瑞卿的不端行径。

林让叶前往杭州，特意叮嘱她需避开某些特定人物，径直前往寻找主席。

叶群抵达杭州后，寻觅毛主席的踪迹亦非易事。主席亦不知她此行所为何事，便让她耐心等候。在此期间，她与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进行了一番交谈。

她拨通了位于杭州的林彪的电话，意图代笔一封呈送给主席的文稿。

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

叶群再度前赴，递上一纸条子，恳请进行面谈。经此一请求，方得与毛主席见面。

传闻中，会议持续了整整五个小时，主席全程静坐聆听。他提问细致入微，却始终未发表任何意见。直至会议尾声，主席终于对叶群所言深信不疑。

此刻，罗瑞卿正身处云南，实地考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紧急召唤，要求他即刻返京，赴上海参加重要会议。

罗毫无心理预期，接到通知后即刻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征程。

甫抵机场，便受到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亲自接见。随后，他们将他安置于一处戒备森严的地点，实则实施了软禁。

罗瑞卿专司保卫事务，自他入驻之后，便敏锐地察觉到个人自由的丧失，心中愤懑不已，却又困惑不解，难以捉摸其因。他自始至终未曾出席任何会议。李井泉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还特意为罗瑞卿送上了橘子。

突出林彪时

毛泽东握有军权

我所在的团队由总理亲自主持，成员中包括贺龙以及叶群等知情人士。

叶群在会议上详述了与主席的交流过程。她揭露了罗瑞卿与刘亚楼在卧榻上密谋，直至夜幕降临。（刘亚楼于1965年5月病逝，生前曾担任空军司令员）据称，罗瑞卿指示刘亚楼向叶群传达四项意见：

1. 林总终将告别政治舞台。无论是否主动，这一退出是必然的；若非今日，亦将是在未来某个时刻。

2. 保护林总身体。

3. 从今往后，林总不宜再过多干预军队事务，此事宜交由罗总长全权负责。

4. 一切事务均由罗负责管理，应予充分信任，让他放手去处理。此外，还听闻他批评林某为“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

“对于那些不信仰突出政治、对之阳奉阴违，甚至私下散布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观点的人，我们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

总理谨慎，态度不明朗。

贺龙讲了几句。

在会议上，林彪公开宣布了对罗瑞卿职务的撤销，涉及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及军委秘书长等要职。

我那时纳闷，罗一直遵循毛主席的教诲，与毛、林的关系历来融洽，怎会突然变得如此？！

会上规定禁止记录，对传达方式亦未作说明。会议笼罩在一片神秘之中。至13日，会议遂告闭幕。

16日，我重返北京。需将信息向下传递，鉴于缺乏书面记录，此信息只能以口头形式传达。

当时我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按照常规，应由军队的廖汉生同志负责传达。然而，他却提出军队与地方的传达工作应同时进行，坚持要求我亲自进行传达。身为第一政委，我虽感无奈，但最终还是承担了这一任务。

寥寥数语，我仅草拟了一份简短的提纲。随后，该提纲在华北局得以传达。其核心内容是，毛主席决定召开会议对罗瑞卿进行批判，众人均表示赞同。会议结束后，军队随即展开了针对罗瑞卿的批判活动。

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

“尽管其他一切皆遵循马列主义的原则，然而对于自身疾病的态度，他却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误区。”

林彪过分高估了自己的病情。面对抗美援朝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高级干部理应奋不顾身地投身其中。然而，当主席提议由林彪担任指挥时，他却推辞了，甚至认为不应派遣军队参战，最终选择前往苏联疗养。

这件事和斯大林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的高岗这条线。高岗和斯大林有直接的来往，而高岗进行反刘少奇活动首先找的就是林彪。

回顾到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林曾在关键时刻对主席提出质疑。当主席面临困境时，林的行为如何，主席必定会深思熟虑。

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的领导人毛雷尔与齐奥塞斯库访问我国时，曾力促我国与苏联改善关系。然而，毛主席坚决反对，明确表示这不可行。他强调，若要和好，苏联必须先行一步，作出姿态（即进行自我批评）。他认为，在这件事上，苏联应承担至少百分之九十的责任；而林彪同志则在一旁表示，责任甚至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在“文革”的开端阶段，主席曾言不宜急于刹车；林同志随即回应道：若是急速刹车，恐将导致跌倒。

林彪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

主席发言完毕，我紧接着发表简短的两点看法，首先指出毛主席所发表的是意义深远的指示，紧接着补充道，我对此表示坚决的支持与赞同。

为何总对我赞誉有加？实则，林越在推崇主席，反使主席更加警惕。

原本，若能将罗瑞卿从位子上拉下，林彪无疑将更显突出。然而，主席对林彪的信任并非全然坚定，他始终紧紧把握着军队的指挥权。否则，又怎会定下如此严令：“文革”期间，军队的调动不得随意进行，即便是调动一个排，也必须由军委主席亲自签署批准，而这意味着非得毛主席亲自签字不可。

显而易见，毛仍然存有疑虑，未允许林具备调动军队的权力。

第一次杭州会议

罗瑞卿批判倾向明显。

1966年的上半年，实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筹备与孕育阶段。

在上海会议落幕之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急速从上海奔赴杭州，与林彪就“文艺革命”议题进行深入商讨。

林向总政颁发指令，定于2月2日至20日，江青受林之托，于上海组织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在会上表示：

在文艺领域，存在一条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原则的黑线。

“这条黑线统治了我们十七年。”

“是时候专他们的政了。”

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呈报中央常委。该纪要经毛主席三次修订，随后再次由林彪上报中央，并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发布。

3月8日凌晨，邢台地区遭遇地震灾害。与此同时，我方正在天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的生活会议。当天晚上，周总理紧急召集会议，旨在研讨并部署救护与救灾工作的具体措施。

我当时便提出前往邢台的意向。总理则回应道：“你暂且等候，我先先行一步。”

总理抵达邢台进行实地考察之后，于12日至16日赴天津出席华北局的年度会议。16日，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标志着会议的圆满落幕，随后我们一同返回了北京。

尚未结束的会议中，我即接获通知，需即刻赶往杭州参加另一场会议。

17日，我乘坐飞机从北京抵达上海，随后转乘火车前往杭州。我们入住的是新建的西泠宾馆。在忙碌之余，我趁机游览了苏堤。

当日下午五点，我们便赶往主席的住处刘庄召开会议。与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六大区的书记，总理和彭真亦悉数出席。唯有小平同志未能莅临，他因避谈处理罗的问题，已前往三线地区进行视察。林彪似乎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我已详细记录在案。会议氛围宽松，并未安排正式的汇报，全程主要是由毛主席亲自发言。

他伊始闲聊几句，言辞随意而轻松，继尔话题转向文化大革命，提及了乔木的名字（其并未出席此次会议），并对吴冷西进行了批评，言道：

“你们似乎只是对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有所了解，却未完全领悟其精髓。请你们自行判断，这样的认知是否真正符合马列主义的精神？”

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

众人静默，无人发言。

陶铸勇敢，敢言，此次亦谨慎。

与会者彼此间不敢轻易交谈，却又都渴望探询一番，洞悉实情。然而，无人敢于率先开口，亦无人敢轻易发起对话。

彼时彭真地位显赫，身为中央秘书长，亦负责罗某事务。会议进行间，他离席接听电话，归来时告知众人，罗某于3月18日不幸跳楼，导致腿部严重受伤。

“真是缺乏骨气！”

听起来，那情形似乎是案件才刚进入诉讼阶段，当事人便选择了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而诉讼的进程显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主席仍在密切关注，从事态的后续演变中，我们亦能窥见主席发表那番言论的缘由。毕竟，中央尚未作出最终结论。主席仍在深思，此事可能涉及哪些人物。

三月会议重点聚焦于杨尚昆与陆定一的议题，同时亦听取了江青关于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相关介绍。会议对罗某人的揭露尤为深入。形势一边倒，与会者情绪高涨。仅凭会议上的揭发，罗某人的问题就已显得严重。

上午会议已结束。

21日，陶铸率队领航，大区书记们一同游览了花坞、玉泉两地。随后，我们离开了杭州，前往上海。23日，我们自上海搭乘航班返回北京，并在当日召开了书记处会议。

毛泽东曾言：“京城之空气，颇为沉闷，故不欲久居于此。”

自杭州会议召开以来，学术批判的讨论日益激烈。在4月9日至12日间，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其中一项重要议程便是探讨学术批判的相关议题。

会议结束后，随即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亦被称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4日，我结束了在邯郸的行程，踏上了返回北京的旅程。紧接着，15日，我搭乘航班前往上海，再由上海转乘前往杭州。彼时，访客稀少，因此我被安置在了西泠宾馆的八楼。

彭真抵达时已晚，我们亦已换居新宅，巧合的是，我们竟同处一楼层。

叶帅晚到，一见面便问：

“这次会议的目的何在？三月份不是才举行过一次会议吗？”

我说：

“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

在送别彭真登机之际，彭真对我轻声说了两句话，语气沉重地表示：“现在又出了些事情，看来这次是我自己遇到了麻烦。”

抵达杭州后，彭真迫不及待地希望与毛主席进行会面交流。当时，我在场，目睹了彭真与徐业夫的对话。彭真说道：

“恳请主席赐予会面之机，我将仅占用二十分钟时间。还请代为转达。”

徐业夫将予以转达，然而主席并未接见彭真。由此可见，事态严重，不容小觑。

会议尚未正式拉开帷幕，有关彭真问题的相关材料已在18日提前公布。

一篇于4月16日刊登于《北京日报》的四个整版文章，针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文章同时附带了《北京日报》与《前线》的编者按。编者按中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并提及了《前线》的发刊词。

康生指出，这实际上是一场虚假的批判，实则是在进行庇护，不过是伪装成自我批评。他还提到，《前线》杂志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但他始终未曾目睹。我们深知，“三家村”事件与北京市委有着密切的关联。

4月18日，《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社论，该文严格遵循了江青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指导思想。社论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高潮阶段。

19日开始开会。

在20日、22日、24日以及25日，于主席的办公室内举行了数次会议。主席的言谈中充满了活力与温和，然而，其中穿插的几句话却显得尤为尖锐。

主席坦言，彼时北京的空气沉闷，他心有不甘愿留居彼处，更愿择地上海，寻求新鲜的气息。

昔日，柯庆施与江青间的联络愈发频繁。至1965年初，江青便秘密潜至上海，图谋策划对吴晗所著《海瑞罢官》一文的批判活动。

于西泠宾馆用罢晚餐，步出之际，六位大区书记，刘澜涛亦在其中，竟无人敢于与彭真并肩同行，更无人敢于与之交谈。

尽管与他交谈，毕竟彭真自1938年起便是我的领导，二人关系尚可，然而我们所能言说的，不过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天气真热……”无人敢触及实质。

中央指派我与宋任穷

“陪”彭真回北京

4月21日，刘少奇在结束了对巴基斯坦、阿富汗及缅甸三国的访问行程后，返回杭州并主持了一场与政治局相似的会议。

鉴于少奇自3月26日起便已不在国内，对相关情况一无所知，故此会议实际上由总理亲自主持。在会议进程中，少奇特意指出了两位同志的名字。

王任重表示：“主席的讲话非常精辟，意义重大，是否考虑将毛主席的言论整理成文件，并向全党进行下发？”

陈伯达指示：请根据记录撰写。

这是《五一六通知》来源。

王任重的记录特色在于，他倾听各方言论，却仅提炼其核心要义。

我所记录的，皆为毛主席的原文原话，至于旁人的插言，则未能尽记。

我瞥见他的记录与我的截然不同，遂未将我的记录稿取出。

王任重所起草的文件，经过多次修改，其内容变动颇巨，康生曾表示，该文件已被修改了八次。

（然而，另有一说流传于世。据刘志坚所述，4月14日，总理亲自将其召至钓鱼台8号楼，告知中央已决定刘志坚与陈亚丁一同前往上海，参与对一份中央文件的研讨与修订工作。该文件便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

16日，他们二人抵达上海，同日，陈伯达、康生、江青三位领导召集了一场会议，旨在引导大家展开讨论。而到了5月1日，刘同志则返回了北京。由此可知，在第二次杭州会议尚未召开之际，中央已经开始筹备，组织人员草拟《五一六通知》。

4月24日，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亦称《五一六通知》）的草案。

会议落幕之际，中央特命我与宋任穷及彭真同乘一班飞机返回京城。表面上是作为随行人员，实则带有一定的监视性质。

于26日夜晚，我乘坐杭州开往上海的列车，27日则搭乘从上海飞往北京的航班，全程都陷入了沉默。起初，我们三人并排而坐，面面相觑，无言以对。直至宋任穷先行离开，前往工作人员区域，车厢中便只剩下我和彭真二人。不言而喻，我们的使命便是负责“护送”他安全返程。

抵达机场后，我们各自乘坐各自的车辆分道扬镳。事后，有人传言我将彭真托付给了安子文，实则此言谬误。

在上海的会议中，议题逐渐转向，三月之会聚焦于杨尚昆与陆定一，而四月之会则对北京市委及彭某展开批评。众人皆深知，这场争论只是刚刚拉开序幕，远未触及问题的核心。对于接下来局势如何演变，无人能够预料。此时的北京城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中，人们四处奔走，纷纷探听最新的消息动态。

彭真怒视后。

大声辩解

通常，五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于3日拉开序幕，会议前期先行举办了数场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负责介绍相关情况。

我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北京市和华北局的各项事务中，目前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华北工作会议，工作节奏异常紧凑。

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发布通知，委派我前往北京接替彭真同志担任第一书记一职，全面负责北京市的各项工作。

5月11日午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首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同志担任主持人。在主席台上，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均就座。而毛泽东主席因身处外地，未能莅临会场。

我身处前排，正对主席台的左侧。聂帅便坐在我左侧，而彭真则在我右侧。

踏入室内，我落座后注意到桌上摆放着一摞文件，字体大小如核桃。我伸手取阅，原来是林彪亲笔所书。虽未能尽览其详，但大意可辨：他声称叶群在与他成婚之时，乃是一位纯洁无瑕的处女，并对严慰冰所寄发的揭发信进行了全盘否定，称其内容纯属谣言。

彭真早已得知是我将接替他的职务，并对我在履新后需留意的事项做了详细交代。他站立于原地，身体微微前倾，语气诚恳地对我说：

“你去了之后……”

起初发言之际，便听到有人在后方手持某物大声朗读。彭真闻言顿时怒火中烧，情绪激昂，转身朝后方高声质问道：“究竟是谁首先高呼‘万岁’！”意在证明，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他率先喊出了对主席的万岁赞颂。

少奇台上制止，争吵即停。

此刻，我拿起林彪亲笔所书的信件，尚未辨识其内容，便听到聂帅手持林彪的信件，面带怒色向主席台上的众人质问：“这是什么意思？立即撤回！”这无疑是对主席台上的人提出了批评。

此等事宜与政治局并无关联，竟至于行文成文，实属有失体面，令人忍俊不禁！

这份文件系专为陆定一及其夫人严慰冰所制。在如此庄重的会议场合，发布此类文件，实乃令人哭笑不得之举。不久之后，该文件便被迅速收回。

林彪挑战陆定一。

不久，中央派遣人员通知彭真，要求他停止出席各类会议。

观察会议情况，少奇同志对彭真同志抱有同情之心，承认他犯了错误，然而，他并不赞同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处理。

显而易见，少奇情绪低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容显得极不自然。他主持着会议，仿佛在对自己进行着无声的驳斥。

总理沉默谨慎。

康生挺得意。

5月16日，上午九时，我国人大会堂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此次会议依然由少奇同志主持，而小平同志则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五一六通知》的要点进行了详细解读。

在讨论通知事项时，众人的意见一致，无人提出异议。鉴于此次会议规模扩大，少奇同志强调，每一位与会者均享有表决权。最终，与会者全体举手赞同，决议得以无修改地顺利通过。

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鉴于其于5月16日得以通过，亦被称作《五一六通知》。

本通知着重指出，《二月提纲》的实质是“抵制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实施，违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倡导的文化革命道路，打击无产阶级的左翼力量，庇护资产阶级的右翼势力，为资产阶级的复辟提供舆论支持”，堪称“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思想”。

通知明确指出，“将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相关办事机构予以撤销，并重新组建文化革命小组，该小组将直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

通知中最严重的话是：

那些潜入党内、政府内、军内以及各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士，实质上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势力的骨干。他们蓄谋待机，企图篡夺政权，将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中，部分已被我们揭露，而部分则尚存隐秘，有待进一步识别。其中，一些正逐渐赢得我们的信任，并被精心培育为我们的未来接班人，诸如赫鲁晓夫一类的人物，他们如今可能正潜伏在我们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通知通过，形势急转直下。

本次会议亦审议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就罗瑞卿同志所犯错误问题所提交的专项报告。

经过两天的短暂休憩，会议于18日重新启幕，依旧由刘少奇同志担任主持。在此次会议中，林彪同志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八讲话”。

林彪问陆定一：

“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说：

“很好。”

林说：

“向来我对知识分子都怀有深深的敬意——言下之意，我自认深知你是大学生——你为何对我如此对待？”

鉴于林彪的点名，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们继续展开讨论，最终作出决定，暂停陆定一的出席资格。而此时，我们尚在会场之外，未及离去。陆定一则在隔壁房间静候。

邓小平唤我入室，便指示我与李富春一同前往陆定一的办公室，告知他今后不再参与会议。

富春非叫我领头，我指示他：

“你是政治局的。”

我们二人起身，自会议场所至陆定一先生的居所，不过数步之遥。彼此都不愿先行一步，于是并肩同行，步伐缓缓。

行至门前，他轻推了我一把，我因年轻，只得顺从。踏入屋内，我便择一侧边而坐。

落座之后，理应由他率先开口，然而他却以让我先行为由推脱。这一幕，陆都尽收眼底。

我不得不首先说明，转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话语：“中央已决定，自此刻起，陆定一同志将不再出席此次会议。”这一决定是由小平同志与我商谈的，至于是谁向富春同志传达的，我并不清楚详情，只能转述这一句话。在此，既不宜进行批评，亦无需表达同情。

陆定一说：

“雪峰同志，我立志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衷心期盼自己能够亲眼见证共产主义的辉煌！”

他语调洪亮，从中不难看出他肩上的担子颇为沉重。面对此景，我们亦无从回应。

我劝慰：

“会议已圆满结束，现在咱们可以稍作休息。相信一切事情终将水落石出。”

富春也说：

“的确，一切终将水落石出，中央的决策……”

北大后现1957年

第一张大字报

林彪的讲话经过精心准备，手中握着一份简明的提纲，字迹如同核桃般大小。他开口说道：

“本次召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上一回，毛主席主持的常委扩大会议，旨在集中讨论并解决彭真同志的问题，从而揭开真相。今次会议，我们继续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进程。”

罗瑞卿的疑问，早已得到妥善解决。至于陆定一与杨尚昆的问题，则是通过调查地下活动逐渐揭露的，这些问题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如今正着手一并解决。

四人之间的问题相互关联，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其中，彭真的问题尤为突出，紧随其后的是罗瑞卿、陆定一与杨尚昆。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杀机，大谈“政变”之道，从古至今，遍历世界各国的政变案例，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此类风险。他虽未明确指名，但众人皆心知肚明，其所指正是刘少奇。至于刘少奇本人，并未发表任何言论。

5月23日，会议作出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并启动了专案审查程序。在此过程中，陶铸同志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同时兼任中宣部部长一职；叶剑英元帅则被委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及军委秘书长双重职务；而我则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的第一书记。

讨论时我说：

“我无法独力，需调一人任副书记。”

候选人：吴德及华北局某人士。

1936年，我有幸与吴德共事，组成了工作团队。吴德曾在枣园任职，而康生对其颇为了解。

最终确定吴德担任第二书记一职，而郭影秋、高扬文、马力则共同担任书记职务。

24日，再次发布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及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该文件已下发给各县级单位。

5月25日，上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落幕之后，当天下午大约2点左右，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连同其他六位同志，于北大学生食堂东侧墙壁上张贴了一则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革期间究竟有何行径？》的大字报。

宋硕担任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一职，陆平则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佩云亦为北大党委副书记。这份大字报的锋芒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与北京大学校党委，实则是对北京市委的直接指向。

后来方知，这一切均为康生一手策划，他早已指使自己的妻子曹轶欧等人秘密前往北京大学进行串联活动。

大字报一经张贴，便将党内分歧公之于众，此举堪称自1957年以来北大校园内首度发生，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

在校内，学生们迅速分为两派，一派坚决抵制大字报，另一派则全力支持。双方各执一词，互不妥协，由此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在辩论场合，青年人往往情绪激昂，个别情况下甚至出现动手推搡的现象。此外，北京大学汇聚了众多留学生。

陈伯达、康生

骗我去北大讲话

那晚，我接到了陈伯达的来电，他邀请我前往北京大学，语气中带着几分急切。

“情况严峻，忧虑大字报将走上街头，担心串联活动蔓延。目前，众多人涌入北大观摩大字报，忧虑民众可能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

显然，他们已点燃火焰，却尚未明了毛主席的立场。担心火势蔓延至己方，他们急切地想要稳固阵地。

我说：

“我无法前往，缘于中央尚未发布正式通告，此次行动尚无官方名义。”

此刻，吴德已抵达北京，然而我与吴德尚未正式就任于北京市委，即便是以华北局的身份前往，亦不可行。

陈讲：

“当前形势严峻，游行事件的可能性极大。在北大张贴大字报的工作需细致开展，务必避免走上街头。”

我认为唯有发表非中央级别的讲话方可，而此刻夜深人静，既无法拨通主席的电话，亦不便打扰少奇同志，因此我选择了婉拒。稍作拖延之后，我仍旧维持原议。

陈伯达显得焦虑万分，第三次拨通了我的电话，语气中充满了紧迫感，几乎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非你不可了。”

我不答应，他又说：

“我们一块去。”

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已被确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全权负责这场运动的指挥。面对这一安排，我虽感无奈，却也只得予以接受。

此刻，外事办副主任张彦亦来电告知，他方才自康生处归来，康生提议我与蒋南翔一同前往。康生之意在于，大字报固然可发，却不宜蔓延至各校，更不应走上街头。总理亦有所指示：需正面阐述毛的英明决策，并对大字报制定数项规范。开展工作应注重说服，避免施压，务必由负责人亲自深入一线。

张彦：先打招呼，康生找你。

片刻之后，康生打来了电话。我首先转述了张彦所传达的信息，他言道：“蒋南翔已至，你若不便前来，也无须勉强。”

我提及，陈伯达曾来电邀请我发表讲话。康生闻言后，表示此事可行。

此时，陈伯达再度来电催促我。我回应道：“我正候着您呢。”

我思量，若我独自登台，面对群众的包围，身边竟无一人可传信，于是决定召集解学恭、池必卿共同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我在台上发言，而你们则分布于台下的各个角落。聂元梓作为太行山区的干部，或许可以协助池必卿，对聂进行适当的沟通与协调。

一切已安排，已过十二点。

我与陈伯达取得联系，然而他此时却告知：“我正忙于修改一篇社论，无法抽身。”随后，他指示我抵达北大后参加一场紧急会议。（此事暴露了康生与陈伯达两人之间的暗中勾结。）

抵达北大临湖轩之际，我目睹陆平正主持着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与副部长刘仰峤亦出席其中。此前，他们已成功召开了涵盖八百名党团员干部的会议。

刚刚聆听了一则汇报，我便回应道：“既然已经讨论过，那就不再重复了。”

蒋言：“雪峰同志，既然您已莅临，那我们便再召开一次会议。”

与我一同登上主席台的，是刘仰峤与张彦两位。面对即将召开的会议，我应阐述何内容？我的想法是让张彦补充更多细节，并将周、康、陈的指示予以传达。

我聆听着，思绪纷飞，心中涌起一股怒火，心想：为何要将我推上舞台，这算什么！

我请张彦先行发言，而由我担任本次会议的主持人。然而，他并未开口。我随后向总理询问是否还有其他指示，总理回应道，已经没有更多的指示了。

首先，我们不建议书写大字报；其次，若需书写，应区分内外差异；再者，必须确保有明确的领导负责；此外，行动需有明确的步骤安排；最后，并非每一次都需要通过召开大会进行声讨。

会议结束后，我返回家中，难以入眠。心头反复思量，中央尚未表态，我当前的举动是否恰当？

晨曦尚未完全照亮天际，我便拨通了少奇的电话，却遭遇了意外的拒绝。我刚提及在会上我已代表中央，并包括总理在内的发言，他却立刻反驳道：“你无权代表！”

我立刻回应：“那该如何是好？我立即准备一份检讨书，若是需要公开，我即刻予以公布。”

少奇言简意赅：“那便无需。”语罢，随即轻轻挂断了电话。

我一听便明了，此事与我无关。这番认知，顿时为我卸下了重担。

这一天的事让我感到康、陈似乎对我实施了一次突如其来的行动。虽然我对康、陈抱有一定的成见，但鉴于他们都是资历深厚的同志，我并未敢过分怀疑。

康生对公开发表

聂元梓的大字报

欣喜若狂

5月31日，陈伯达亲临《人民日报》社，对该机构进行了改组。在此过程中，吴冷西社长的职位被撤销，同时宣布中央决定派遣工作组入驻。

这标志着中央派派出的首个工作组正式成立，其成立与领导均由陈伯达亲自宣布与担任。

重组翌日，即6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社论指出：

“革命的基石在于政权问题……掌握政权，便掌控了一切；失去政权，则一切皆失。鉴于此，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无论面临多么繁杂的事务，务必牢记政权的重要性，坚守正确的方向，不可偏离核心。”

本篇社论实则公之于众了林彪“五一八讲话”的核心精神。社论声明：

“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席卷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之多的社会主义中国。”

6月1日，正值召开华北工作会议之际，我受命传达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做出的决策。此刻，有人递上一份文件，注明系康老亲自送至。

我翻开一看，原来是康生所书。条子上记载了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所撰大字报的批示，并明确指出，此批示将即刻予以公布。

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因时间紧迫，未能仔细审阅，故记忆模糊。鉴于事态之重大，我在会议中朗读了康生所书之条子。

6月1日晚上8时，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高度评价其为“全国首张马列主义精神的大字报”。自此，舆论的热潮迅速升温。

康生喜形于色，曾在大会上言。

“广播大字报后，我释然了。”

广播了大字报之后，我感到极为被动，这是因为我在北大的发言与毛主席的评价显然存在差异。

当晚，张承先带领少数工作人员悄然踏入北京大学校园。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引人注目的标题《北大七同仁挥毫泼墨，一纸大字报揭露惊天阴谋》刊登了聂元梓撰写的檄文，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热烈赞颂北大勇敢的宣言》。

评论员的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众多高等学府纷纷效法北京大学，对校内系所的领导者展开激烈批判，冲击各级组织架构，自那以后，我国的高校陷入了一片混乱，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作者简介】李雪峰，生于1907年1月19日，逝世于2003年3月15日，男性，祖籍山西省永济县。他于1932年冬季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互济会，并于1933年10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李雪峰曾担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北京市委的第一书记，以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