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终生遗憾：没有打破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遗憾：未破历史周期律。

岂能将夙愿付东流？

1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搭乘航班抵达延安，旨在探访那闻名遐迩的革命圣地。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中共领导层成员，前往机场热情迎接。

黄炎培与毛泽东于窑洞私谈。

黄炎培曾言：“六十余载光阴，耳濡目染之事暂且不提，然亲身目睹之景象，实可谓盛极一时，转瞬即逝。无论是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整个国家，诸多单位皆未能摆脱这一周期律的束缚。”

彼时的黄炎培已年过六旬，迈入六十八岁高龄，他的一生见证了光绪、宣统、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抗日战争的波澜壮阔历史，其人生经历堪称丰富而厚重。

他未见长久之事。

光绪帝所推行的“戊戌变法”声势浩大，却未能持久，仅百日后便如烟云般消散。而再经过十数年，历经267年的大清帝国也随之覆灭。

北洋政府自诩为中国最强大的陆军，其声势浩大，似乎坐拥江山。然而，内部矛盾重重，不久便在国共两党的北伐战争中败下阵来。

重返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其军队一度横扫中国，无人能敌。然而，面对日本皇军的进攻，蒋介石只能被迫迁都重庆，躲避战祸。若非我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恐怕蒋介石早已被押往东京，接受审判。

黄炎培未曾目睹过长远的事物，一切皆为亲身体验所得。

为什么会这样呢？

黄炎培曾言：“在任何一个组织的初创时期，无不要求事事用心，人人竭尽全力。即便彼时面临着艰辛与困苦，亦需在千钧一发之际，寻得一线生机。”

换言之，在创业初期，环境极端艰苦，加之众多竞争者的环伺，若非全力以赴，恐怕难以望见曙光。

然而，在创业取得成功之后，创始人往往功成名就，沉溺于荣华富贵之中，随之而来的便是失去了继续努力、致力于事业发展的雄心。

一旦一个组织执掌政权，其性质便不再如同昔日那般灵活易变的小舟，而转变为驾驭中国这艘巨轮的舵手。此时，待处理的事务纷繁众多，而内外部环境亦愈发复杂。

此消彼长，组织生命终。

诸如北洋陆军在操练之际，堪称中国最为充满生气的军队。1906年的彰德秋操，其壮观场面甚至令朝廷官员惊恐不已。

譬如，当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他常与学子们一同奔跑，学生们胸怀壮志，仰天高歌，唯恐不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身。

然而，他们在执掌江山之后，却迅速由曾经的屠龙勇士蜕变为邪恶的巨龙。

黄炎培由此概括道：“历史长河中，既有因政事懈怠而宦官擅权之例，也有国破人亡、政权消亡的故事，更有为求荣华富贵而屈就尊严的案例。总而言之，无人能够摆脱这一历史周期律的轮回。”

不禁让人想起《亮剑》里赵刚说的，国民党原本也是立志救中国的，为啥丢了大陆，千里虎踞台湾去了？

黄炎培向毛泽东陈述的一段言辞，后来被概括为“历史周期律”，现已成为网络世界中的一门热门学问。

毛泽东广涉群书，自然也对“历史周期律”有所思考。面对黄炎培的提问，他亦倾吐了自己心中的见解。

先不说毛泽东的答案。

为了洞悉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的谜题，我们首先亟需明确，历史周期律究竟为何物。

2

数千载岁月流转，各国皆难以避免地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难题。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对其进行了精辟的总结。王朝兴衰的根源，实则在于经济管理的周期性波动，而这一经济波动的根本诱因，便是帝国财政支出长期超出财政收入。

每个国家都面临这个大坑。

在撰写古代历史篇章时，我时常以零散的叙述提及此事。今为契合本文主题，特此系统性地加以阐述，因这恰恰是国家兴衰循环的枢纽所在。

国家初立之际，无不多少面临解决前朝遗留问题的重任，诸如清理旧有贵族势力、重新调配土地资源、抑制功臣与地主势力，以防利益集团过度膨胀等。

经过一番精心的整治，新国家已摒弃过往的落后模式，如今得以轻松地踏上发展的征程。

而且，为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开国之际的君臣们普遍持谨慎态度，多以休养生息为要务。彼时，大规模的工程与项目多被搁置，工人亦得以返乡耕作。

皇帝与功臣们皆出身草莽，自幼便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性。对他们而言，四菜一汤的简朴餐食非但不觉寒酸，反倒是辛勤付出的证明。至于那些奢侈品，在他们眼中更是鲜有立足之地。

国家花销就少了。

除了支付官员的俸禄以及向封有爵位的功勋人士颁发赏赐财物，朝廷别无他法耗用国库。

岁岁所征之赋税，大抵悉数储蓄，俟至需用之际，方缓缓支取。

在这场建立王朝的战争中，以往错综复杂的社会纽带亦被彻底重塑，使得农民得以摆脱大地主的桎梏，从而成为一名拥有家庭温暖、耕种自家的土地的自在自足的自耕农。

教科书称此为解放生产力。

就是增宽税基。

若旧王朝时期纳税人口占比仅约三成，相较之下，新立国度的纳税人口比率却能攀升至七成以上，这无疑意味着财政收入有望实现成倍增长。

新国家通常是这样的：

庞大的纳税群体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异常充裕，由于支出相对较少，这些财富得以累积。

一个崭新成立的国度，若能避免盲目行动，经过两代人的努力，便能步入繁荣昌盛之境。在前一百年的统治期间，国家基业几乎如同赠送一般稳固。

100年后，问题出现。

作为秉承天命合法建立的国度，面对各地农民遭受洪涝灾害，理应动员人力携带粮食，对受灾民众进行救济。

黄河改道与京杭大运河泥沙淤积，是否需要整治河道以确保水路交通的畅通呢？

纵然农业的丰收仰赖于自然的恩赐，然而若能将河水引入田地以滋润作物，国家岂有不加利用之理？即便是农民兄弟，也绝不会坐视不管，任由辛勤劳作化为泡影。

我国周边邻国众多，并非个个都如同和善的邻居老王，其中不乏心怀叵测的“王二麻子”，觊觎我国的财富。因此，国家不得不派遣军队驻守边境，以防不测，有时甚至可能需要频繁应对冲突。

好，说到打仗了。

军中所需武器装备，须以铜铁精工打造，其费用之高昂，几乎令人咋舌。每有战事，需筹备数十万大军之粮草，足以令各地粮仓告罄。战争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牺牲，而相应的抚恤金亦是一笔庞大的开销。至于那些战功显赫的将士，自然也应当获得相应的升迁与荣誉。

随着晋升为高官显爵者人数的增多，国家官僚团队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其规模或许已膨胀至开国之初数倍之巨。

这些都是要花钱的。

无论救灾、整治河渠抑或备战，每一项均如巨兽般吞噬着巨额资金，随便选取其中一项，便足以让国库为之紧张。

若同时启动这三个项目，无异于是一场国力耗竭的灾难。除了历史上寥寥可数的几个强国，如汉、唐、明、清等，其他国家恐怕难以承受，最终只能被连番打击而一蹶不振。

若如建国之初那般，税基依旧由70%的自耕农构成，国家的财政收入尚可维持，即便遭遇“亡国套餐”，亦能勉力支撑。

可问题是，在国家迈向繁荣昌盛之际，税基却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

国家收入减少。

理应而言，世间安宁之时，财富理应日益丰盈，怎会遭遇财源枯竭之境？然而，历史向我们昭示：社会财富与国家财政，非一回事。

原因，正如我们常言，吸血鬼的数量正日益增多。

随着开国元勋们稳固地执掌江山，他们的子嗣们自然将继承祖业，成为新一代的江山之主。而且，每个家族的每一代人又岂会仅仅生育一个子嗣？显然，人丁兴旺才是上策。

这个利益集团必然无限膨胀。

切莫言及开国君主诛杀功臣之事，血雨腥风的杀戮虽能暂解燃眉之急，但待至先帝崩逝，新贵们必将重蹈覆辙。

即便将世间所有权贵尽数斩尽杀绝，又岂能消弭权力的诱惑？只要那权力的宝座依旧屹立，便总有人不顾一切地竞相追逐，即便只是一场短暂的沉醉，亦在所不惜。

即便是在血雨腥风中崛起的朱元璋，亦无法阻挡历史洪流的滚滚向前。

除却上层权贵阶层，国家之内亦遍布从宰相位至村长职务的各级官员。他们凭借数代人的努力，赢得了显赫的地位，因而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丰厚的资源积淀。

官员的更替步伐尤为迅速，相较之下，若将皇家与权贵阶层的变化周期以“代”为单位衡量，那么官员的流动则更倾向于以“年”为计量尺度。

这些官员或许体型单薄，然而汇聚一堂，便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强大力量。

你认为，一旦皇室、权势阶层和官员掌握了丰富的资源，他们可能会采取何种行动？

多吃多占。

好处若不取，便是愚蠢之徒。即便是在食堂排队打饭，亦有人期望阿姨能多给几块肉。这群人的行为，更是如此。

若将国家财政喻为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那么这些人便如同林立的水坝，各自拦截些许水流，致使河中水位逐渐降低。

原本波涛汹涌的大河，在蜿蜒至大海之滨时，已化为一条细流。

这是后期国家财政收入。

水坝所释放的电力，照亮了各家各户，使得室内外都洋溢着愉悦的气氛。

在国家步入晚期的阶段，往往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制度僵化、控制力衰退等类似老年病的困扰。沉重的税负使得自耕农们难以承受，他们要么逃入山林成为盗匪，要么沦为大地主的佃户。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在国家财政领域获取了利益，却导致税基急剧缩小至极低水平。

建国初期，全国纳税人口占比达到70%，但不久后这一比例锐减至约30%。然而，这30%的纳税人口生活困顿，贫困之状令人扼腕。

张岱著有《自为墓志铭》。

“年少时，我偏爱奢华，沉醉于繁华之中。喜好精致的居所，美丽的婢女，娇俏的童仆，华丽的服饰，美味的佳肴，矫健的骏马，绚烂的花灯，璀璨的烟火……”

张岱的兴趣爱好颇为广泛，对美女与少年 alike 留有偏爱，江南地区豪宅与跑车皆为其所有。他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度过了大半生，尽情享受着生活的奢华与逍遥。

众多读者为张岱的文字所打动，不禁为他鸣不平，感叹命运的无常。张岱先生竟遭此世态炎凉的滋味，实乃令人唏嘘不已。

然而，他们或许未曾深思，那雄踞两京、十三省之广袤土地的大明帝国，年财政收入仅有区区400万两，却需担负起国家各项开支的重担。

诸如九边要塞、辽东边陲、平定李自成的叛乱、救济全国范围内的洪水灾害、支付官员薪俸、维持朝廷的运作开支，这一切均仰赖这400万两白银。

怎么可能够？

游历江南之际，张岱提及，即便在紫禁城的崇祯皇帝，亦不敢急行，唯恐

那龙袍之内，破烂的布片随风露出。

当国家发展到这一阶段，财政支出已超越了税收收入。

细细数来，自汉朝至今的中华帝国，乃至跨越英、苏、美等强国，鲜有国家能够摆脱这一困境。

这是历史周期律的政治问题。

3

通常而言，历史周期律的探讨至此已较为充分。然而，自世界步入工业时代以来，除了国家财政循环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还不得不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困扰。

这是历史周期律的经济问题。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积累财富对于大众而言实属不易。唯有那些通过军事手段迅速敛财的贵族例外，而普通民众若想享有较为优渥的生活，往往须经历数十载的艰辛奋斗。

故史册中常见此类记载：某人祖辈仅购置薄田两亩，勤恳耕作，直至晚年始能重建新舍，仓廪充盈，粮食堆积如山。继此之后，历经两代人的努力积累，方能称之为富裕之家。

来去已50年。

此类情境固然难免出现贫富差距，但总体来看，差距并不会过于悬殊。即便是如盛唐时期那般“朱门酒肉臭”的繁华景象，也鲜有人能够囤积占据大唐半壁江山之货币。

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全球贸易得以蓬勃发展。欧洲人无论是投身海上贸易，还是创办手工业小作坊，短短数年所赚取的财富，便足以超越中国农民数代人的累积。

而且，赚钱的渴望催生了无数小发明在全球范围内涌现，只需紧紧把握住一个小发明，人们便能够生产出一种风靡全球的热销商品。

既然财富如此轻易可得，那又何须独占开设工厂的殊荣？仿效一番，难道就无权一试吗？

随即，诸多类似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生产的商品大同小异，区别仅在于张三的产品略显美观，李四的产品则更注重实用性，而众人纷纷在这其中赚得盆满钵满。

伴随着股票、期货以及杠杆等金融工具的涌现，资本的增值途径愈发多样。昔日需百年时光方可成就百万富翁的梦想，今日不过三载便有望实现。

而伴随着技术和工具的不断进步，资本的积累速度正以指数级的态势迅猛上升。以2020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为证，在全球范围内，仅有26位个人掌握了超过一半的财富份额，其财富量从数百亿美元不等，直至高达上千亿美元。

在这个见多识广的时代，昔日农民们即便绞尽脑汁，也难以领悟其中的奥秘。

资本的迅猛积累，伴随着的是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

工人难以通过单纯的打工积累起首笔财富，他们往往需在工厂中辛勤劳作，日以继夜，月复一月，仅能领得微薄工资以维持生计。

资本家追求财富积累，绝无可能将利润与工人分享，否则岂不是自断生路。

在工业时代，经济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资本家日益富裕，而工人阶层则相对陷入贫困。

实话一句废话。

尽管国家不时通过政策与法律等手段，试图让社会显得更为公平，然而贫富差距的历史演变趋势并未改变。

在工业时代的市场经济中，怎么可能由外力强制规定工厂生产何种产品，或是人民购买何物呢？市场经济下，一切都以利润为导向，工厂往往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迅速调整生产，然而，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产能过剩，屡见不鲜。

届时，资本家虽财源滚滚，却吝于消费，而工人们虽有购物的欲望，却苦于囊中羞涩。工厂因产品滞销而陷入困境，纷纷破产，随后便是工人失业，市场陷入瘫痪。

经济危机模式雷同。

自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资本家群体似乎未受波及，依旧我行我素，继续着日常事务。相较之下，工人们则陷入了困境，生计堪忧，甚至不乏因生活无望而选择结束生命者。

经济危机不仅使普通人陷入困境，更会对国家的综合实力造成深远影响，甚至有可能颠覆国家的命运走向。

贫富悬殊、经济动荡、市场波动关乎国运兴衰——这乃历史周期律中的经济议题。

4

1945年盛夏七月，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疑问，并热切期望毛泽东能够探寻一条途径，以摆脱这一周期律的束缚。

毛泽东即刻回应道：“他们已探寻出一条新的道路，我们自可摆脱这一循环往复的律令。”

新路即民主。

唯有人民对政府实施监督，政府方不敢有丝毫懈怠；唯有每个人都积极承担责任，方能避免国家衰败和政权更迭。

黄炎培听闻此言，不由点头赞同，此论断确系真理，定能产生显著成效。

回顾过往，毛泽东寻求破解历史周期律的途径，实则不外乎两条路径：大民主和公有制。

解决政治与经济问题。

这两条路相连接。

国家若存在少数人过度侵占资源，便当将广大底层民众团结起来，同时适度下放权力。如此一来，一旦利益集团显现，民众便能借助组织与权力，自发行动，共同打破这些利益集团的壁垒。

那些习惯于贪婪索取之人，即便深知周遭的目光正紧盯着他们，也不敢任意妄为，终日只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形成对立统一的平衡。

公有制之核心效用，在于确保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有效防止两极分化的产生。

既然一切皆为国家的财产，资本家自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又怎能累积起庞大的财富呢？

在计划经济体制及公有制国家，由于缺乏追求利润的市场竞争机制，故鲜见产能过剩等问题出现。

若无两极分化与产能过剩现象，经济危机便无从谈起。

历史周期律的经济问题已不存在。

将民主制度与公有制相结合，我们发现大民主能瓦解利益集团，公有制则能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这样是否就能避免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呢？

此刻真正突破了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曾言：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村所有制的变革一旦发生，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工业基础便将受到动摇。那么，工业产品将销售给谁呢？工业的公有制亦终将面临变革，两极分化之势正迅速蔓延。”

他始终萦绕于心的是保护公有制，并期望人民能够自我教育，这一切的出发点，实际上都是在与历史周期律进行抗争。

这是他无法释怀的第二件事。

他的努力失败了，人尽皆知。

众兄弟们行李已悉数打包完毕，正筹备搭乘火车前往浦东。他心中所念，仍是想回山间为贫苦民众施以援助。然而，兄弟们担忧他的腿脚不便，劝他多加留意。

鹅城民众成功夺取了碉楼，夺回了自己的财产，虽深知持续动荡不易，却也打算悠然享受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他独自驾驭着一匹雪白的骏马，沿着来时的路径缓缓归去。

至于另一个导致失败的因素，我已在《霸王别姬》的解析中详述，并在文末附上了链接。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点击查看。

或许有人会质疑，为何我在每一篇文章中阐述的观点总是有所差异，时而如此，时而那样，难道这难道是我精神上的某种分裂吗？

其实不是。

毛泽东所引领的大革命，作为中国百年历史中诸多矛盾的集中爆发，其背后的原因纷繁复杂，其中之一仅为冰山一角。唯有从多角度审视问题，方能织就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

我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无不与大家一同，从多角度审视问题。

并非前言不搭后语。

5

1975年春末夏初，毛泽东同志不幸被诊断出患有白内障，视力几乎丧失殆尽，遂不得不委托眼科专家唐由之教授为其施行治疗性手术。

术后数日，他的视线逐渐恢复清晰，便迫不及待地抓起案头的一本书，开始阅读。

阅至深处，毛泽东手捧书籍，泪水纵横，宛如孩童般哭泣。唐由之耐心劝慰良久，方才平复了他的情绪。

使毛泽东陷入极度不安的，正是《念奴娇·登多景楼》。

遥望危楼，心中感慨万千，古今多少英雄豪杰，能有几人真正领悟此中真谛。仿佛是鬼斧神工，将这片南疆北界划定了界限。一江横贯，三面群山连绵，营造出一种争雄的气势。昔日六朝风华，却只沦为门户之私，徒留遗憾。

笑谈王谢诸人，登高远望，亦效英雄泪洒。倚靠浩荡长江，却难以触及那河洛之地弥漫的腥膻。正是挥师长驱之际，无需回首顾盼，只须在江中誓师。即便孩童也能破敌，事成之后，何必再问对手强弱。

南宋词人陈亮所作。

实则古今之间，鲜有人能洞悉自我真谛。这壮丽山河，进可攻，退可守，足以与强敌一较高下，然而自私自利的王谢家族却缺乏进取之心，似乎就此安于现状，不再追求更高远的志向。

他们又岂能知晓，内外敌人势力依旧强大，此刻正是我们一鼓作气，直取黄龙府的关键时刻。

此词切合晚年毛心境。

他读得泪流满面。

有《诉衷肠》一歌。

昔日忠诚报国家，不畏头颅断。今朝天下红旗飘，江山由谁捍卫？

事业未成，身心疲惫，两鬓斑白。我们这些人，难道要眼睁睁看着长久以来的愿望付诸流水吗？

悲凉心境。

突破历史循环的桎梏，或许到了那个时刻，即便是毛泽东本人，也可能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