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讲逻辑的

（本文转自小院观天，原创作者小院本院，发布于微信公众平台，2024-03-19 07:30 江苏，转载仅为传播信息之目的，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逻辑学”，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名词。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学科排名，第一位是数学，第二位是逻辑学，偏偏在我们这里，逻辑学是不受重视的一门学科。

不管现代学者再怎样将中国逻辑学解释为拥有长达两千五百年发展脉络的传统，也无法掩饰逻辑学在中国的不系统与被忽视。古代姑且不论，事实上，就在上世纪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对西方国家逻辑学科研与教学的发展也是缺乏了解的。

几乎没有中国逻辑学者在西方关于逻辑学、数学和哲学方面的杂志上发表过什么科研成果。也就是说，我们的逻辑学者与主流逻辑学界长期是几乎完全隔绝的，自然也就难以在世界上真正占据一席之地。

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逻辑思维，比如说早在先秦文献《荀子》《墨经》中，就已出现过逻辑思维的特征。相对来说，墨子似乎是最有逻辑的。《墨经》还对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进行了理论概括，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

遗憾的是，这些并没有导致命题逻辑的诞生，反而连同墨家学派一起湮没在了历史之中。

我认为单就逻辑学本身来说，中国人的思维特点限制了逻辑学的发展。

一是类比思维。

比如民间谚语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是一个并不合理的推理得出的结论，人和狗并不是类比推理中的相关对象。子不嫌母丑很正常，狗子怎么有美丑、贫富的概念呢？这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类比思维，得出他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似的推理。

而把这种类比发挥至极致的，大概要算中医理论。比如天有四季，人有四肢；肝属木，肺属金之类，没有任何可核查的论证，也就无逻辑可言。

二是直线推理。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都是独断式的，因而没有什么合理的推断。

我们古代的思想家，满足于具体的认知，而缺乏抽象化的能力，没有任何古代思想家将有效的推理形式从具体推理中抽象出来。正如杨振宁所说，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规则”、“规律”、“定律”的观念，也就从未出现过欧几里得几何学这样的演绎系统。

逻辑思维始终没有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的主流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重直觉而轻论证，好综合而恶分析，善于类比而拙于演绎 ，见长于形象思维思维而不见长于抽象思维 。”

显然，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发展水平，与逻辑学诞生的成熟条件有很大的差距。

几千年来，我们奉行的是一套阴阳哲学体系，这不但是我们的世界观、也是我们的方法论。这套东西有智慧但没有真理，有感悟但没有创新。

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当我弱势时可以苟且偷生、唯唯诺诺、中庸隐忍；当我们强势时就可以为所欲为、气吞山河，所谓的强弱势也。我们的哲学是阴阳，我们的军事止于奇正、虚实，我们的政治不过左右、强弱。

若要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千百年来，我们始终处在 “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以德治国”是政治内涵，逻辑思维中的“立言”并不重要，只是沦为道德与政治的附庸。

于是自汉代已降，所有与逻辑学相关的学说都停滞不前，并遁入黑暗之中。明末虽有李之藻、徐光启等人翻译过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文本与欧里几得的几何学著作，也无济于事。由明至清，逻辑思维无论在质或量方面都不可能得到什么发展，更不可能产生什么学科。

事实上，中国真正接触逻辑学，要到甲午之后。甲午战争的失败极大动摇了正统儒家思想的权威性，中国的知识分子急切地探寻着新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发觉了逻辑学的价值。

严复关于逻辑学的重要思想，即逻辑学具有“炼心积智”的功效，是开启民智、疗贫起弱的根本途径。在严复看来，社会学、政治学等都需要以逻辑学为基础，于是将逻辑学作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来加以强调。

与中国旧学相比，西方逻辑学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都具有优越性。严复翻译有《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两部逻辑学著作，同时也以极大的热情在他的演讲、著述中倡导逻辑学。

实际上，当时大多数仁人志士的救国之梦，多倾向于推崇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即如陈独秀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严复却选择了并不能简单归于二者之列的“哲学和逻辑”，无疑表明了其独到的眼光。

严复为何如此重视逻辑学？

我们可以用他的一段话来明确这个深层性目的：“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瘉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瘉愚为最急。……有一道于此，足以瘉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

换言之，教育的瘉愚之道是疗贫起弱的基础。这当然是严复重视教育的一贯主张。但是，如果将严复上面的思路与这个主张相结合就会得出如下观点：逻辑学在瘉愚的教育中具有基础性地位，逻辑学必然是服从于“炼心积智”这个最终目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直到严复那个年代，我们的许多知识，都依然主要是通过人的经验相互传授的，缺少明确的规范和可操作性，更缺少长期效率。

比如说，当我们在读西方勾股定理的时候，许多人会补充一句，我们的祖先也发现了勾三股四弦五的规律。这无疑是先民的智慧，但是不借助逻辑体系，我们就永远得不出a2+b2=c2这样的普遍规律，更何况勾股定理只是平面几何里许多普通定理中的一条。

可以说现代的创新绝大部分都是逻辑推导的结果，再用实验加以验证。逻辑思维是创新的真正源泉，难以想象，爱因斯坦如果没有运用逻辑体系，如何能构建出他的相对论。事实上，现在看起来，狭义相对论也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系统，最后得到实验的验证。

可是，中国会出现爱因斯坦吗？

正是因为中国人“不事逻辑”，就连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局限于“内圣外王之道”和相应的思维方式。就连王阳明，也不乏逻辑混乱之处。比如说良知定义了善恶的标准，良知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人人皆可成圣贤，圣贤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良知”是不是“知”的全部？如不是，那由谁来划分哪是良知，哪是其它的知？划分的标准，从哪里来？

没有标准，语焉不详，含含糊糊，似是而非，历来是中国逻辑的特色。就好比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

概念不清造成表述模糊，也就不合逻辑。

有可能，王阳明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他的龙场悟道，还是运用的“神解”，“解悟”之类的非逻辑思维，而不是以哲学的“探索宇宙体相”为认识客观世界的目的，需要高度发展的逻辑思维。而这些，在那个历史背景、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下，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

思想家尚且如此，你说民众“不事逻辑”，那不是很正常嘛！因为没有知识作为参照，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作为依靠，价值的决定权就只能交给统治者或其代言人，这正是严复所要反对的。

严复可谓逻辑学先行者，回顾逻辑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阶段，20世纪早期是个初始。中国学者把西方或日本的逻辑学教科书译为汉语，他们也开始撰写自己的逻辑学教科书，如金岳霖、章士钊都做过这个工作。

作为一门学科，逻辑学频繁地出现在清末新学校的课程设置与新式教材中，严复使用“逻辑”来翻译“logic”也成为最终的标准译法。民国时期，更将逻辑学列为大学和中学的必修课。

到50年代，逻辑学经历了一次论战，主要是讨论一些有关逻辑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归纳推理和归纳方法等等。这次论战使得逻辑学的发展方向出现了一些分歧，好处是在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于是自1951——1957年间，逻辑学迎来一个发展时期，学术界对逻辑的讨论相当热烈，干部和学生也掀起了一股学习逻辑的热潮。

可是很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逻辑学也不可避免遭到冲击，被视为异端遭到排斥。1965年，高校取消了逻辑学课程。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逻辑学课程才得以重新恢复。

80年代，逻辑学重新开始被提起，1984年大概是逻辑学最辉煌的时期，全国高校有40多万人学习逻辑学。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教育被当成政治与经济工具，而忽略了其教化功能。学校拘泥于具体知识的讲解，侧重于知识的积累，没有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的动力。与人的基础素质密切相关的课程被压缩，逻辑学首当其冲，备受冷落。

到21世纪初期，全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所高校在本科阶段设置了逻辑学专业，除了几个与逻辑学的运用密切相关的专业，如中文专业、法律专业等开设了这门课程，几乎无人问津。逻辑学在高等教育中处于不被重视的地位，处于辅助配角的地位。从其坎坷的经历和当代大学的课程设置，均可看出我们的教育根本就不重视逻辑学的发展。

学生们不愿意学，老师们也不愿意教，就连全国一流大学的逻辑学专业也只能靠调剂来维持招生人数。逻辑学书没人买，逻辑教师纷纷改行，逻辑学学科的名声和影响力日趋下降。

如此一来，普通人对逻辑学的不重视也是可以想象的。

“不事逻辑”有何后果呢？

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证明，人类的思维，离不开概念、命题、推理。人们通过对思维的逻辑形式的研究，掌握其规律，从而将它与思维的内容相结合，以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有效地表达和交流思想。

逻辑学的基本功能在于训练人们的思维，在于给人们提供正确思维、有效交际和论辩的必要工具。

逻辑学也是创造发明的基础。爱因斯坦说：“在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明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如果说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以传统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为基础，那么现代科学的突飞猛进，令人吃惊的高科技水平，与现代逻辑的产生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而我们的学生，往往基础扎实，但思维呆板，缺乏创新。某个方面说，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去感受、理解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没有运用逻辑工具去分析和解决实际思维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不能不说，这与逻辑学是否受到重视，不无干系。

当然，不事逻辑的后果远非缺少创新。它可以更直观地体现在我们的网络上，后果就是不讲逻辑，没有基本原则。

比如逻辑三大基本定律的同一律，说前后提及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必须保持同一。再如矛盾律，两个互相否定的意思，不可能都对，一定有一个是假的。还有排中律，两个自相矛盾的观点，一定有一个是对的，没有“都不对”这种中间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可以不表态，但是如果表态，就不能说“两个我都同意”或者“两个都对”。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我举一个胡锡进。在老胡那里，逻辑如同薛定谔的猫，忽死忽活又死又活，什么逻辑的三大基本定律，都是行不通的。所以也就有了，能打败胡锡进的只有明天的胡锡进的胡式逻辑。

又如司马南，讲起美帝那是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必欲除之而后快。可一转身，却去美国买了个小房子，这是什么逻辑？

别说，吃他们这套的人还真不少。

没有逻辑思维也就无所谓逻辑，这就是不事逻辑的后果，我们所谓的聪明在西方人看来有些不守规矩，西方人的循规蹈矩我们又认为他们很笨。其实只是中国的文化里没有逻辑思维的传承，我们的民族缺少逻辑思维的能力，我们的语言文字也难以描述逻辑，我们的思维方式和逻辑的思维模式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