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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资本论》的经济学思维逻辑透视中美战略博弈的历史本质,需要我们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出发,联系商品二重性、价值规律,并延伸至资本运动规律、剩余价值分配及“两个必然”矛盾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马克思提出,资本的本质在于运动性,故“只能理解为运动”,其增殖本性要求无限扩张,并最终在跨国经营中走向资本主义国际垄断。在此过程中,美国资本为维持高利润率,必然推动两种模式:一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异化,即“资本人格化”,具体表现为美股泡沫化与量化宽松,当前美联储利率居高不下也印证了这一点;二是技术垄断租金化,即类似于“垄断地租”,通过芯片断供、专利壁垒等,压制、剥削他国产业升级。相较之下,中国资本积累则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从而引发两国发展模式的根本冲突。当中国在高科技领域逼近技术均势、金融领域尝试打破美元霸权时,美国对“价值转移”表现出的的恐慌,其本质实为资本主义内在发展模式中,资本有机构成提升使其经济体系过度脆弱,以至于外国触及其剥削者地位根基时的必然反应。
另一方面,中美博弈核心在于全球劳动力价值标准的争夺。中国依托完备产业链与工程师红利,推动劳动力价值重估(如华为高薪计划);相反,美国则通过全球供应体系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低端劳动力再生产环节。表面上看,过去的国际贸易似乎符合价值交换规律;实质上,这就是马克思所指“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交换不平等”的国际化现象,体现出资本主义的剥削无处不在。我国台湾企业台积电赴美设厂的成本失控,亦暴露美国违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律导致竞争力低下,为了维持其剥削优势,只能依靠武力、金融霸权转移他国剩余价值。
中美博弈本质是资本主义模式与社会主义模式的较量。美国困于资本流通的悖论,一方面打压中国、另一方面不敢脱钩中国市场,其脆弱经济体系下的科技制裁陷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既承认劳动价值规律又否认其普遍性”的庸俗经济学困境,因此必遭失败。中国则通过新质生产力等战略模式,突破生产价格的产业跨国壁垒,在纳米级芯片技术、5G通信等领域实现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简单劳动转向复杂劳动的生产力升级。以上种种昭示着马克思揭示的历史辩证法——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壳束缚生产力时,炸毁旧壳的动能已在孕育。
站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上,凭借当代出现的国际经济形势新变化为依据,我们或许可以预言:在不远的未来,传统制造业也将失去资本主义传统利润优势而遭到抛弃,高科技产业将取代其规模报酬递增、高附加值与利润率的优势地位。当今发生的中美贸易冲突,在本质上不过是近代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的国际剥削下,由农业到工业到第三产业,关于规模报酬递增活动逐渐取代规模报酬递减活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具体矛盾体现的延伸与轮回。
关于特朗普政府“让美国重新伟大”战略框架下的传统制造业复兴,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不是沿着必然的途径一帆风顺的。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对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即经济思想必然是在肯定—否定的反复辩证过程中螺旋上升,在不断否定的过程中对经济本质认识逐渐深刻,最终达到否定之否定的境界。总是囿于从古典经济学视角出发的对诸如传统制造业复兴等思潮的批判,只能使得经济学处于被贴上冰冷、帝王术、“伪学”等标签的不利地位上。经济学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应当是具有温度的。以美国历史为鉴,“MAGA”、制造业复兴口号等的诞生,揭示了由西方经济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数百年来,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矛盾,即关于社会发展过多地强调国家作为总体的进步,而相对忽视分配、公平等议题的缺陷。这呼应了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的预言。事实上,国家富强在任何情况、任何时间下,都应该视作是使全体国民生活幸福,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事实上,运用《资本论》对待历史正确的视角应当是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一体两面性,既包括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进步意义,同时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今逐步暴露出的退步方面。《资本论》中的价值革命理论指导人们,危机既是破坏又是重建平衡的有力手段。作为当代中国青年,我们应当尊重并把握唯物史观历史规律,发掘并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对历史发展的正向必要作用,从而向人类的全面发展努力。当新时代的学生将论文写在车间田野,用自由意志的觉醒反击对劳动力的剥削,以共益经济替代资本垄断——每个这样的实践,都在使"自由人联合体"从一个正在游荡的幽灵转化为正在生成的现实。
2025.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