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史：从亚当·斯密《国富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看——为什么英国古典经济学最终成

原文链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7243946850885907

第一部分：引言

《国富论》的诞生既是英国经济转型的产物，也是西方经济史的里程碑。它构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确立了经济学研究的实证范式，并通过英国工业革命的实践验证了理论的可行性。正如熊彼特所言，《国富论》是“迄今最成功的科学著作”，其思想遗产在数字经济时代仍通过全球化分工、市场机制创新等形式持续演化。从历史视角看，斯密的学说不仅是英国崛起的理论支撑，更是现代经济学不断自我革新的起点。正因此，从经济史的视角研究以《国富论》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如何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源头是很有意义的问题。

第二部分：正文

为什么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自由主义、“看不见的手”为核心思想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能够从近代欧洲的各路经济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源头？这个问题也许可以通过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三种规模经济基本类型的理论（即规模报酬递增、规模保持不变、规模报酬递减）来解释。

英国古典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源头，根植于其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经济核心矛盾的深刻揭示与科学化构建，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分别在不同历史阶段完成了这种理论奠基与范式转换。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英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革为古典经济学的诞生提供了现实土壤。斯密所处的18世纪中叶，英国正处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关键期，重商主义政策虽促进了早期资本积累，但过度干预市场的弊端日益显现。斯密在《国富论》中将经济学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提出劳动价值论与分工理论，这并非偶然——当时棉纺织业的分工实践已使单个工人日产量提升数百倍，斯密通过制针工场的案例实证了分工对生产力的革命性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突破性地将“国民财富”定义为劳动产品而非金银货币，这直接呼应了产业资本取代商业资本的历史趋势，为工业化提供了理论合法性。其“看不见的手”理论本质上是为新兴资产阶级争取经济自由权，主张市场自发调节优于政府干预，这种思想在1776年出版后迅速成为议会辩论的权威依据，推动《谷物法》废除与自由贸易政策实施。

18世纪的英国正处于从重商主义向自由市场过渡的转折期。重商主义政策（如《航海条例》和贸易保护）虽促进了早期资本积累，但也因限制自由贸易而阻碍经济发展。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劳动力，殖民扩张则带来原料与市场，但封建残余（如土地制度、行会限制）仍束缚生产力。斯密的理论正是为打破这些桎梏提供了思想武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亟需系统性解释经济增长的学说。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自由贸易理论，直接回应了如何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例如，他通过制针工厂案例揭示分工对效率的提升（10人日产量达4.8万枚），为机械化生产提供了经济学支撑。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则诞生于19世纪末英国垄断资本主义形成期，此时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已无法解释边际效用、资本组合等新现象。马歇尔通过引入边际分析工具与均衡价格理论，将斯密的经验性观察转化为可量化的科学模型。他提出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交叉点决定价格，不仅解决了李嘉图未能调和的价值规律与生产价格矛盾，更将经济学从哲学思辨转向实证研究。例如，他对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的区分，源于对工业革命后期生产周期波动规律的观察——当铁路建设等长期投资改变生产要素配置时，马歇尔发现价格形成机制会因时间维度差异呈现不同特征。这种动态分析框架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此外，马歇尔提出的“四位一体”分配理论（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组织-利润），实质上是对工业社会阶层分化的理论映射：企业家才能作为独立生产要素被强调，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经理人阶层崛起的社会现实。

两者理论体系的衔接点在于对市场机制本质的探索。斯密虽提出市场自发秩序，但未阐明具体作用机制；马歇尔则通过局部均衡分析，揭示价格信号如何引导资源流动。例如，斯密认为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马歇尔进一步用弹性理论量化了市场需求变动对产业规模的影响，指出外部经济（如产业集群）与内部经济（如技术革新）如何共同降低生产成本。这种从定性到定量的演进，使经济学真正具备解释复杂经济现象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建立的学术传承体系，将这种分析范式制度化——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凯恩斯的宏观理论皆源于对新古典框架的突破与补充。因此，英国古典经济学并非静态体系，而是通过斯密开创的“生产-分配”分析范式与马歇尔构建的“均衡-边际”方法论，形成了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理论内核，这正是其成为现代经济学源头的根本原因。

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将财富等同于金银的狭隘观念，提出“劳动价值论”、分工理论，认为财富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一思想与英国从贸易立国转向工业立国的历史进程相契合。例如，18世纪末英国棉纺织业出口额激增（1850-1870年增长超150%），验证了生产领域创造财富的潜力。斯密提出市场通过价格信号自发调节供需，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一理论成为自由放任政策的哲学基础，推动了英国废除《谷物法》、《航海条例》和转向自由贸易（1776-1850年出口增长6倍）。其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各国专业化生产并贸易，奠定了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如英国19世纪专注工业品生产，进口殖民地农产品，形成“世界工厂”地位。这一思想直接回应了18世纪英国工场手工业向机械化大工业转型的历史需求。例如，英国纺织业通过垂直分工（纺纱、织布、印染分离）实现效率倍增，印证了斯密“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的论断。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则为工业资本突破封建垄断及政府干预，建立自由竞争制度提供了理论武器。

在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18世纪90年代，欧洲各主要地区均已建立明确的国家制度，这是本问题的核心要点之一。从欧洲经济史乡村—城市—领地—国家的经济体演变过程，我们可以试探究其中规律：①总是相对更强烈的对经济利润的追求战胜相对自给自足式的生产模式，这是由市场竞争自然决定的；②相对更强烈的对经济利润的追求总是在驱使实际生产或沿着供给曲线、或使供给曲线发生有利移动，以实现其目的，无论是在农业（规模报酬递增），还是在工业（规模报酬递减）。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为什么要对领地和国家两个层级作出区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两种经济体的规模不同、一致行动能力不同，导致政治力量影响规模经济效应的能力不同，从而在经济结果上显示出差距。 “看不见的手”就是在国家制度下，最大限度地促进规模经济发展的所谓“全局最优”经济博弈决策。其主要优势有：①自由市场可以最高效地配置资源，利用竞争而不是其他强制力量淘汰低效生产，自然地鼓励了规模经济的扩张，实现劳动、资本、土地的最优配置；②市场的扩大和完善推动分工化和专业化的出现，从而鼓励规模经济；③除了极少数在政治层面敏感的产业外，鼓励自由进出口，同样可以起到如上扩大市场给规模经济带来的促进。

正因此，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中，国家只需要做到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市场秩序并促进市场完善、鼓励有外部性或其他利于规模经济效应的经济活动、取消与该理论相悖的各种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等一系列自由主义举措，就可以达到对规模报酬递增经济效应作用发挥的最大化，如同经济史上已经发生的规模经济的各个不同阶段自然推动社会主要经济活动由农业向工业向贸易业的转变。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取得成功的历史证明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尽管部分欧洲部分国家似乎出现了相反的发展路径，但如果将存在贸易下的欧洲视为一个经济总体进行经济史研究，这个经济体依然符合如上的发展规律。此外，斯密没有预见垄断、环境问题等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其理论在19世纪末英国经济危机中暴露缺陷（如贫富分化加剧），凯恩斯主义随后补充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马歇尔提出的“向报酬递减活动征税，为报酬递增活动补贴”，就是要求国家削减规模报酬递减经济活动以补偿规模报酬递增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对上述国家能力应当做什么的进一步引申。纵观近代欧洲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逐步抛弃规模报酬递减、拥抱规模报酬递增的过程；近代欧洲经济政策理论体系的发展就是将具体如何实现该目的的政策加之以经济思想的系统分析的成果。马歇尔提出的经济活动三种基本类型揭示了这一过程的经济实质，系统性地解释了近代欧洲的各种经济政策的原理。站在这种原理的视角上，凭借当代出现的国际经济形势新变化为依据，我们或许可以预言：在不远的未来，传统制造业也将失去规模报酬递增的优势而遭到抛弃，高科技产业将取代其规模报酬递增、高附加值与利润率的优势地位。当今发生的中美贸易冲突，不过是近代欧洲经济政策理论在本质上关于规模报酬递增活动逐渐取代规模报酬递减活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具体矛盾体现的延伸与轮回。

2025.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