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进程——近代欧洲封建制、重商主义、工业革命和古典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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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欧洲，其中近代指大约起始于公元15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为止的一段时期，在该时期中，欧洲从中世纪终结和文艺复兴兴起，历经庄园经济的崩溃、地理大发现、洲内各国的频繁战争、旧封建制度国家的转型，最终拉开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序幕。这段时期标志着欧洲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并推动欧洲成为现代世界文明的主流地，同时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本文将运用西方经济史的视角，对欧洲从中世纪封建制解体开始，历经其中的重商主义、工业革命等时期，最终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从英、法、美等多个资本主义代表性国家为例进行分析，并与我国经济史上的现象做初步比较，从而试对近代欧洲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历史进程做出解释。

关键词：外国经济史 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 西方经济学

一、引言

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世界经济史的核心命题，其本质是封建经济结构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系统性转型。这一进程并非某种特定的单一因素可以解释，而是自然、制度、社会、文化多重因素在特定历史节点耦合的结果。本文以近代欧洲经济史研究为主要框架，通过分析近代欧洲各重要经济节点及经济史实，以及比较欧洲与中国的发展路径，揭示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机制。本文研究表明：黑死病引发的经济关系变革、地理大发现驱动的全球资源体系扩张化、重商主义与国家体制的协同、战争对历史的推进作用、以及经济社会历史观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构成欧洲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这一历史进程不仅塑造了现代世界的经济格局，更为理解近代东西经济水平发展差异提供了深层借鉴。

在1890年第一次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区分了三种基本类型的经济活动：规模报酬不变、规模报酬递减、规模报酬递增，并且以下面三个图代表三种经济活动中供求的基本情况。[①]图1代表报酬不变活动，图2代表报酬递减活动，图3代表报酬递增活动。本文将引入这一概念，对近代欧洲的经济现象进行解释。

二、从庄园经济开始：乡村、城市、领地、国家的演变

欧洲庄园经济的崩溃和城市的兴起，一方面的直接原因是14世纪中期黑死病导致的人口流动引起的城乡人口结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在长期中潜移默化的经济上的原因则是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及经济组织的形成，市场的产生使得庄园的目标从自给自足变为货币利润最大化，迫使农业产业化的发生（圈地运动），领主转化为农场主或地主，驱逐部分农奴前往城市。黑死病（爆发于1347-1351）作为中世纪晚期的重大人口灾难，客观上重构了英国及欧洲大陆社会生产关系。据估算，至17世纪中期，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减少约30%-50%，存活的农奴大量逃入城市，劳动力的稀缺以及农奴的自由流动迫使自给自足的封建领主将土地放弃给农业资本家，加速农奴制解体。这一过程释放出双重动能：一方面，土地集中与圈地运动催生农业资本主义，英国通过《圈地法案》将分散份地整合为商业化农场，实现规模经营与生产率跃升；另一方面，城市行会制度松动，逃亡农奴涌入城市形成自由劳动力市场，为工场手工业提供人力基础。黑死病的破坏性创新效应，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下的人口-资源平衡，使欧洲率先迈出封建经济向资本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这一人口结构的突变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的恶性循环，为技术革新提供了生存空间。意大利城邦率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佛罗伦萨毛纺织业通过分工细化与集中生产实现效率提升，威尼斯玻璃制造业则通过专利制度保护技术创新。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本质上是劳动稀缺条件下追求规模报酬递增的必然选择，为后续工业革命埋下伏笔。

农业既然可以产业化，正说明其尚处于供给曲线向右上倾斜的相关范围，通过减少单位土地上的劳动要素（引起供给曲线向下移动）并增加商品中经济作物的比例，增加附加值以提高农产品在与城市商品交易过程中的对价（引起均衡沿供给曲线的向右移动），实现了农业作为一个产业的经济效率最大化。在1290年英王爱德华一世颁布了《土地买卖法》，确认了土地买卖的合法化，并明确保障了土地所有者的买卖自由，同时规定买者必须承续土地附着的封建义务，这奠定了封建制逐步走向瓦解的基础。在此背景下，1351年英国《劳工法案》试图冻结工资失败后，农奴制加速瓦解，领主开始将土地租赁给资本家经营，由敞田制向圈地制转型。该土地所有制转型的过程直至18世纪最终定型，英国议会通过《圈地法案》1200余项，农场规模扩大3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47%。

14世纪开始，随着城市间贸易逐渐密集，市场整体规模扩大，具有内部规模报酬递增性质的产业逐渐开始产生专业化分工。由经典的内部规模经济垄断竞争假设下厂商数量和产量的函数

Q=1/n*(S-b(P-P’))（其中Q指某一厂商的销售量，S指行业销售量，P指该厂商定价，P’指行业平均价格，b是固定系数）

推导出的PP曲线与CC曲线均衡模型来看，两地市场合并导致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必然造成①整个融合市场上厂商总数多于原先任一地的厂商数，但少于两地厂商数之和，因而消费者可以享受的产品品种更多；②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使得厂商效率的进一步提升，至少一地的国民总剩余将高于原先水平，并挤出效率较差的厂商，实现资源的更优配置；③作为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的产业，全行业更大的均衡数量将导致全行业更低的平均单位成本，从而一般导致更低的平均价格。因此，所谓的“城市联合”凭借规模报酬递增产业通过市场扩大，在生产和贸易中取得优势，击败了原先单个城市下的行会制度，将另一些城市在经济上降为附庸地位，建立起了领地经济。其典型例子是15至16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通过生产玻璃、丝织品、兵器，以及持有专利权，从贸易中获利。在该过程中，逃亡农奴涌入城市，形成自由劳动力市场。佛罗伦萨毛纺业出现“分料到户制”，商人提供原料收购产品，瓦解了行会对生产的控制。

16世纪开始，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始，贸易规模进一步飞跃式扩大，因而工场手工业兴起，制造业规模进一步扩大；领地之间的分工协作进一步加强；远方大规模贸易需要高水平的质量控制和需求响应。根据有关数据，在三角贸易体系中，利物浦商人通过“非洲奴隶–美洲棉花–英国工厂”链条，将暴力嵌入经济循环，在18世纪间，英国棉纺织品出口增长20倍，利润率达300%。这使得经济生产对于更高一层级的统一化标准化管理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即逐渐实现“工业产业化”。因此，前段所述的经济政治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形成国家经济。

这一时期开启全球空间重组，欧洲通过殖民扩张与跨洋贸易构建起“战争资本主义”体系。葡萄牙、西班牙对美洲贵金属的掠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香料垄断，英国利物浦的棉花三角贸易，均体现资本原始积累的暴力性。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揭示，全球棉纺织网络的形成依赖三大支柱：殖民地的强迫劳动（美洲种植园奴隶制）、本土工业的技术革命（水力纺纱机与工厂制）、金融资本的信用扩张（利物浦期货交易与保险制度）[②]。这种“多元统合”将亚非拉纳入欧洲主导的分工体系，使资本积累突破地域限制。相比之下，明清中国虽拥有郑和下西洋的技术潜力，但朝贡体系下的政治理性压制了商业扩张冲动，海禁政策阻断民间海洋贸易，导致中国错失参与全球资本循环的历史机遇。地理大发现开创了全球性的资源掠夺网络，西班牙在美洲的白银开采量占全球供应量的80%，葡萄牙通过香料贸易获取的利润率高达400%。这种跨洋贸易创造的巨额财富重组了欧洲经济版图，例如热那亚银行家发明的复式记账法成为资本流动的基础设施，安特卫普证券交易所催生了现代金融工具。更重要的是，跨大西洋三角贸易形成了“非洲奴隶-美洲种植园-欧洲工厂”的垂直分工体系，这种战争资本主义模式将暴力嵌入经济过程，使欧洲在16世纪积累了相当于当时中国十年GDP的原始资本。

从乡村—城市—领地—国家的经济体演变过程，我们可以试探究其中规律：①总是相对更强烈的对经济利润的追求战胜相对自给自足式的生产模式，这是由市场竞争自然决定的；②相对更强烈的对经济利润的追求总是在驱使实际生产或沿着供给曲线、或使供给曲线发生有利移动，以实现其目的，无论是在农业（规模报酬递增），还是在工业（规模报酬递减）。农业本身并不一定总能从此过程中获利，但从产业化后的农业中抽象而出的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力在自由流动配置的情况下却一定可以使经济总体效益提升，也就是自由市场的完善使经济达到博弈论中的全局最优状态。上述二者规律对利润的追求总是内在地要求市场的建立以及市场贸易规模的扩大，因而后来一度风靡欧洲的重商主义的诞生也水到渠成了。

三、重商主义的兴起与没落

（一）经济思想理论指导

重商主义作为17世纪欧洲国家主要的经济行为指导体系，标志着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干预。它以国家利益为核心，通过控制国际贸易、发展制造业和积累金银来增强国家实力。重商主义不仅深刻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模式，还成为推动早期资本积累的主要工具。

重商主义的核心逻辑在于将国家财富与国际贸易和产业直接挂钩，以国家干预为手段，通过系统性的经济及贸易政策实现财富的积累和国家实力的提升。重商主义认为，财富的增长必须通过贸易盈余实现，即出口商品的价值必须高于进口商品的价值。作为重商主义代表人物的托马斯·孟明确提出，“一个国家每年卖给外国的商品价值必须超过其购买的商品价值”[③]，并以此积累金银储备，这一原则奠定了重商主义经济体系的基础。制造业在这一逻辑中具有国内产业中的核心地位。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远高于农业和原材料产业，因此，发展制造业能够显著提高国家财富的积累。制造业与贸易具有相互作用，农业逐渐转变为制造业，制造业又逐渐从小规模的手工作坊转向更具系统性的生产组织，从而形成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雏形。产品的附加值和多样化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收益，同时刺激了国际贸易的增长。

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舍拉首先在其著作《略论可以使无矿之国金银充裕的成因》中指出，制造业具有报酬递增的特性，并且易于扩张生产规模。[④]根据以上内容可以总结得出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制造业的优越性：①制造业比农业更具稳定性和附加值。相比农业，制造业受自然力影响小，适合远程贸易，具有更大的确定性。②制造业具有报酬递增的特性，且具备大量扩张规模的可能。③附加值高于农业，这使得工人及资本持有者都获得了更高的报酬，从而可以增加国民的富裕程度。

2.贸易政策以及对贸易扩大的支持：外汇政策、货币管制效果欠佳，甚至会对贸易起到负面作用。政府主要应做到消除贸易的障碍，大范围贸易、转口贸易的增加可以促进制造业的多样化，并促进人口的增加，从而起到产业、人口与贸易的互相促进。

这些理论时至今日仍然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启发。首先，研究通过制造业和农业的对比，揭示了这两种产业在规模报酬效应上巨大的不同。制造业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的基础，揭示了以城镇化、工业化、专业化为特点的资本主义能够成功在经济学上最本质的原因。

其次，关于产业间附加值差异的发现，使得人民从对自然资源高度依赖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中脱离出来，转而获取商业贸易的优势地位，这对于日后的“产业升级论”做出巨大的理论贡献。附加值作为传统封建经济下生产活动非必要的报酬，是一国扩大再生产的核心要素。附加值的增加使得向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均增加，对劳动的报酬促进消费的增加，在需求端刺激经济发展，对资本的边际回报增加促进投资的扩大（至获取平均利润），在供给端推动索洛模型下在稳态下获取增长的途径，即具有长期增长效应。

此外，在重商主义经济实践提出的政府干预的主要目的是“这种成因高于其他一切成因，因为它可以促进其他成因形成、保持其他成因的良好运行并且消灭阻碍成因起效的力量”，这种观点可以视作后来英国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雏形，它强调了政府保障有利于经济运行之因素的重要性，这事实上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前提要素之一。

（二）重商主义经济史实践——以法国科尔贝主义、英国都铎王朝为例

与此同时，法国在17世纪的科尔贝主义政策下，通过发展高附加值的奢侈品产业（如丝绸、玻璃、织毯等）实现经济繁荣。法国通过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技术引进和市场保护，建立了一套国家主导的工业体系。科尔贝主义的特点包括：①制造业多样化与奢侈品产业鼓励：通过增加制造业的门类，推动奢侈品制造业的发展；②政府干预与保护主义：采取关税保护、直接补贴、发展科技等手段扶植国内产业，限制货币外流从而保证本国在资本存量上的领先地位；③促进制造业规模及竞争力：对国内生产的商品建立严格的统一标准，吸引外来技工并限制本国技工与制造商流出。在该时期，法国于1664年设立戈贝兰工场，垄断奢侈品生产，并设立关税壁垒使进口毛呢价格提高50%。

英国都铎王朝的《航海条例》与路易十四的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政策异曲同工，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特许状获得军事与贸易垄断权，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创股份制融资模式，这种国家与资本的深度绑定创造了“军事-财政国家”的新型政体。军事实力是建立在重商主义国家财政繁荣的基础上的，例如西班牙 “无敌舰队”战败前的耗资相当于明朝两年的财政收入，却成功将全球白银流动纳入欧洲主导的信用体系。伦敦金融城在康乾时期已建立起全球首个国债市场，据相关数据统计，国债规模从1694年的120万英镑激增至1790年的2.44亿英镑，这种国家信用的资本化运作使欧洲获得了持续战争与产业升级的双重动能。

法国通过政策鼓励制造业发展、科技进步和设立质量规章，都是关于制造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远见卓识：①鼓励私人投资和国家投资，利用财政政策推动索洛模型稳态交点向右移动，在长期具有水平效应；②科技具有外部性，由政府进行激励乃至设立专门机构利于制造业发展，在长期具有增长效应；③设立质量规章可以使生产和销售标准化，在供应链的两端均做到效率的提升。通过上述三个方面，法国将制造业规模报酬递增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了。

最后，该时期欧洲推行的重商主义限制货币和资本外流的贸易保护不利于贸易本身的进行，但是在政治层面也许有利于与他国的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模型下的竞争。国际经济学的普遍观点是扩大国际贸易对参与贸易的各方都有利可图，但这是基于单次博弈的框架下的分析。事实上，政治竞争不同于经济竞争，是一个复杂的重复博弈的结果。考虑进在单次博弈中放弃一定的资本流动的回报，从而可以在重复博弈中最终达到“一方面陛下的实力和威望逐渐上升，另一方面陛下的敌人的实力和威望逐渐流失”的效果，这样的决策就可能是值得的。

（三）小结

本文选取托马斯·孟、安东尼奥·舍拉等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为理论指导，通过研究法国科尔贝主义和英国都铎王朝的经济史实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重商主义盛行，各国大力推崇制造业的发展，其本质原因正在于由马歇尔归纳的，以制造业为主要代表的工业具有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性质逐渐为人们熟知。舍拉、托马斯·孟、科尔贝们对追求重商主义的痴迷，其本质就是对追求规模报酬递增产业的痴迷，因为只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可以让国家在有限的资源下保持长期增长效应（登峰造极之理想状态即是科尔贝的奢侈品理论）。

反观中国，重农抑商的治理传统将农业视为“本业”，商业活动被贬为“末业”。邓钢在《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一书中，把中国古代社会归纳为“三元结构”（农业优势、小农经济、集权政府）均衡，指出三元结构具有自我强化的高度稳定特性，说明了在此结构下中国无法打破农业生产模式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原因[⑤]。三元结构下的土地私有制与诸子均分继承导致地产碎化，精耕细作虽然提升土地生产率，却固化了小农经济形态，抑制劳动分工与技术创新。政府为维持粮食安全与税收稳定，通过常平仓、漕运体系强化农业依赖，形成“高水平均衡陷阱”。苏州织造局的官营垄断挤压民营纺织业空间，景德镇窑户需缴纳占产值30%的窑税，这种制度性歧视使民间资本难以突破规模门槛。当英国呢绒商通过圈地运动将养羊业与纺织业结合的同期，中国江南地主仍将资金投向购置田产而非工场扩建，徽商票号的金融资本始终未能转化为产业资本，这种产业结构的低水平均衡印证了邓钢“内卷化增长”的判断，也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无法像欧洲一样自主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落后之势。

重商主义作为早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推动欧洲国家机器与资本力量的深度耦合。科尔贝主义在法国的实践，通过关税保护、产业补贴、特许公司构建国家主导的工业体系；英国颁布《航海条例》垄断殖民地贸易，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工业投资。重商主义的实质是国家权力对规模报酬递增产业的战略性扶持，其政策逻辑与马歇尔的经济类型理论高度契合：对纺织、造船等具有正外部性的产业实施补贴，对农业等报酬递减部门征税以转移支付。这种有选择的干预加速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成熟。

然而，重商主义采取的某些手段又过于极端，例如贸易保护政策的滥用和对具有规模报酬递减属性的农业极度轻视，这引起内外交困的结果。例如，前述英国1651年《航海条例》的排他性垄断殖民地使得糖料采购成本提高30%，刺激走私贸易规模达合法贸易40%，又导致1652-1674年三次英荷战争军费耗资500万英镑，相当于英国十年的关税收入。在法国科尔贝主义的关税壁垒下，对外方面向荷兰呢绒征收100%进口税，这使得荷兰反制提高法国葡萄酒关税，波尔多酒商损失年收入40%；对内使本国农民被迫改种靛蓝，引起1693-1694年大饥荒导致200万人死亡，农业GDP萎缩45%。这些重商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经济现实导致国家产业经济过于脆弱、分配十分不均衡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后来的宗教危机共同促成了法国重商主义的崩溃和重农主义在近代欧洲经济思想史上的昙花一现。这种历史一直到1930年仍在重演，美国使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20000种商品关税，引发全球贸易萎缩66%，联系时至今日中美贸易战的严重后果，重商主义经济史的教训值得人们认真反思。

四、文化、制度和资源因素

（一）文化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强调，新教伦理提倡节俭、努力和财富积累，这种文化价值观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成长。[⑥]相较之下，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注重伦理秩序与农业社会的稳定，对商业和技术创新并无特别推崇。此外，科举制度对人才的吸引进一步导致了技术发展的停滞。

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在不断遭后世修正的过程中，以宗教改革的形式为英国注入理性化精神。格里高利·克拉克指出，“由于生育率的结构和受教育阶层大量向社会底层流动，中产阶级价值观（勤奋、耐心、诚实、理性、探索及学习等精神）以及遗传学在英国文化中得到普及，为工业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的稳定以及人口方面的优势。” [⑦]这种中产阶级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促进在经济实践中确实是存在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企业家精神。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充分说明了企业家精神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纵观中国近代以前工商业的发展可以看到，即使中国古代劳动力从事农业以外的产业的技术具有一定水平，由于文化和继承制度等限制了中产价值观的形成，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在劳动力从事非农业活动中的促进作用是不足的，因而实际上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劳动力在从事农业以外的经济活动具有相对劣势，即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劳动力要素禀赋的不足或缺陷。

与此同时，从生育及教育文化观念来看，在人口经济学上，马尔萨斯理论指出，由于自然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人口的膨胀最终导致人均生活水平陷于贫困，并限制人口在一定规模。然而，历史证明正是劳动力的扩张才能推动科技的进步，从而推动工业化。因此可以推出，如何更优地对抗马尔萨斯陷阱是成功工业化的关键。

在工业革命发生前，中西方均受到马尔萨斯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相对比之下，欧洲的出生率常高于中国（东亚文明），由于人口增长率等于出生率减死亡率，可以推断欧洲的死亡率也高于中国，欧洲保障婴儿存活率、提高人口结构中劳动力占比以对抗马尔萨斯陷阱的方式是教会的福利制度。而在中国，根据前述邓钢“三元结构”的模型可以推导，由于三元结构下农业的自给自足生产，古代历史上从未建立类似的福利制度；相反由于对农业生产人均回报的需要，溺毙大量女婴，降低婴儿存活率的同时导致性别失衡加剧，进一步制约劳动力的增长。从如上分析可以得出，相比中国，欧洲的生育传统和人口结构更利于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如果将劳动人口增长导致技术进步加入马尔萨斯模型的内生参数，从而工业革命的发生成为必然，那么中国三元结构下的生育模式带来的相对低劳动力人口占比也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生起到严重阻碍作用。因此，可以说，内生技术进步的马尔萨斯模型同时提供了工业革命的机遇和马尔萨斯陷阱的贫困，而英国比中国更好地把握了其中机遇。

在宗教方面，中国古代缺乏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宗教，而诸子百家哲学代替了这一地位。正如关于三元结构分析所揭示的，法家的起源及儒家的强化在政治及文化上对维持重农主义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法家思想对农民规模做出了要求，儒家文化明确了阶级意识，将士农工商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并要求阶级之间的相对固化、地缘上人的流动相对固定，以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大量的劳动人口由于政治而非经济因素被限制在土地上，迫使土地产权的集体化、分散化而不是规模化、集中化。相比之下，产生于英国、脱胎于基督教的新教在核心思想上具有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的特点，相对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减小了教义对人的限制，促进了人的自由，形成了资本主义最基础的要素之一。这不仅可以解释英国先于中国发生工业革命，也可以解释英国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

（二）资源

欧洲的煤炭-铁矿地理邻近性降低工业能源成本，而中国主要煤田远离长江三角洲经济核心区，运输瓶颈制约能源革命。更重要的是，新大陆殖民为欧洲提供“生态缓解”，棉花种植园与糖料基地转移生态压力，而中国人口增长导致森林砍伐与土壤肥力衰减，陷入内卷化困境。英国煤矿层距地表平均仅30米，蒸汽机每马力耗煤量从纽科门的45公斤降至瓦特的12公斤，这种能源可获得性使英国工厂主无需像中国矿主那样承受瓦斯爆炸与渗水的高昂成本。1800年英国煤炭产量已达1500万吨，相当于全球其他地区总和，这种能源红利支撑了纺织、冶铁、铁路的联动发展。然而，邓钢在其书中提到，资源禀赋的差异并不是导致中英间差距的主要原因，关于江南地区和英国的人均煤炭产量在工业革命前相近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邓钢也否认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从事农业以外的领域时具有劳动力的相对劣势。然而，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古代虽未产生完整的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确产生在江南地区。如果将三元结构导致的稳定性考虑入模型，可以认为是由于三元结构导致当时自然资源的量变尚不足以推动质变，如果量变继续累积，则有发生质变的可能。因此，仅仅以中英核心经济区煤炭产量水平相似为论点，通过对煤炭产量的控制变量法即排除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

（三）经济社会历史观

从欧洲的发展历程来看，罗马帝国的经济增长期主要发生于建国初期的扩张阶段，在此期间获得了大量土地和奴隶，而自从战争掠夺的速率放缓，所有土地均分封完毕后经济即陷入停滞，后来日耳曼国家在中世纪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这体现出欧洲文艺复兴前经济管理思想的落后。然而，这反而促进了欧洲的战争观和军事水平，赋予开拓征服的精神，从而导致“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和经济外扩。相比之下，中国自秦朝大一统结束封建制度以来，其经济则向内扩展，使用“轻重论”等经济思想和精耕细作等发展模式对已掌控的部分深入挖掘，这是中外古农业国的共同特征。汉朝时期对西域多有战争，但通常与西域国家建立朝贡制度，而非欧洲式的边打边封并奴役当地住民。可以说，罗马的成就由战争取得，而中国的成就由经济管理取得。因此，欧洲自从地理大发现后，其经济水平即逐渐超越中国，率先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并直到晚清时差距到达顶峰，不能孤立片面地认为是由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个体因素导致，而必须联系经济思想的演变，从辩证发展的视角看待。

有一种意见指出，西方引以为傲的产权制度、金融货币制度、军事—财政国家等，是以激烈的政治竞争和旷日持久的战争为代价的，“歪打正着地将欧洲引向城市化、资本密集化的发展道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所谓“歪打正着”的表象，本质上是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进步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肯定与否定的激烈冲突，最终才能达到辩证的否定之否定，这种激烈冲突在欧洲政治上就具体体现为频繁的战争。中国的“周秦之变”，本质上也是利用战争证明了农业国以及大一统制度的优越性。然而自秦朝以后，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为止的农民运动，都是基于三元结构均衡模型内生下的战争，本质上只是重农政府王朝内部延续的一种形式，而真正针对推翻三元结构本身却是缺位的。事物只有在矛盾中才能得到发展，运用唯物史观辩证法，战争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促进经济和历史发展的正面作用应当被正确认识。在中国，三元结构均衡下经济活动的矛盾直到清末才得以体现，因此中国相比西方在政治经济上的发展存在滞后，是在三元结构对经济生产存在缺乏工商业的矛盾的良好掩盖下，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西方频繁的对外战争对工业水平提出强烈的要求，缺乏工业的矛盾被揭示，从而工业的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

西方自从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后即产生人的觉醒，并在政治思想层面推动了民主、科学、制度（法律）的进步，映射到经济思想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套。而正如前述，中国的经济伦理削弱了人的个体权利，强调集体权利，这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未能在中国启蒙，中国经济史上的资本主义停留在萌芽阶段。这种经济思想对生产关系的作用正是中国形成差序格局、宗族文化、君臣文化等的重要原因之一。

布罗代尔运用“总体历史”的方法对中国古代经济考察，提出了“三层分立模式”，即底层“物质生活”、中间层“市场经济”与顶层垄断“资本主义”，并特别强调了中间层的繁荣活跃为社会提供的活力。[⑧]这启示了中华文明的经济社会在古代一度先进，但缺乏突破的原因。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吸引了几乎所有智力资源投资于从政活动，而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投入专门的科学界、工商业创业与发展等方向，这些方向往往由官员兼职从事。这说明儒家文化经济、政治思想指导下的社会存在开拓力与创新力不足的内在问题。

相比之下，以英国为例，由于其长子继承制导致顶层家庭出生的子女快速向下流动，以及与古代中国生育观的差异等原因，培养了所谓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包括勤奋、耐心、诚实、理性、探索及学习等精神，这是前述中间层“市场经济”的重要来源。除了从政与从事基础生产外，还有很多智力资源从事职业科学研究（如英国皇家科学院）、创立企业等尝试。而在中国，没有成系统的对应中间阶层的经济思想对其发展进行指导；相反，重农社会价值观不承认工商业对社会的重要性并歧视从事商业者，这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导致商品经济的不能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的缺位。

正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中国古代历史的起落走势，均由于儒、法合流下经济模式的作用，它们一方面使中华文明“早熟”，快速地完成顶层和底层的经济建设，达到较高的经济水平；另一方面由遏制了中间层的发展，使中国古代经济始终难以产生资本主义式的突破。

五、关于“美国体系”的浅谈

关于包括“美国体系”在内各个时期重商主义均提出的“制造业能够获取更高额附加值/超额利润率/剩余价值”的观点，在完全竞争市场长期均衡下是不能成立的，这应当是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出于经验的推断。加入了垄断或价格黏性或两者兼具的模型，以及加入了生产经验累积的模型，两相配合之下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将价格在短期内视为固定或由于垄断势力的固定定价能够使制造业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取得高附加值（这二者均有在表示市场供求均衡的图像上制造出一段水平的需求曲线的效果）；考虑进生产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则学习可以扩大规模效应的优势，即在市场供求均衡中使供给曲线下移；然而真实的历史是重商主义的提出往往在生产规模并不集中，市场各参与者分散化程度相对较高，竞争相对较强的时期，重商主义者似乎并没有清晰地认知到长期中垄断和经验累积对于规模报酬递增经济活动的本质影响，他们的分析也许更多是建立在短期价格黏性的基础上，因而忽视了规模报酬递增经济在长期中具有水平效应对人民福利的提升。由规模经济的“学习曲线”可以知道，仅仅是维持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经济活动本身，在长期中就可以产生福利（类似于幼稚工业论），这是重商主义者提出的制造业各优势外，另一可以带给国民巨大福利的因素所在。

六、终章：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史看——为什么英国古典经济学最终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源头？

《国富论》的诞生既是英国经济转型的产物，也是西方经济史的里程碑。它构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确立了经济学研究的实证范式，并通过英国工业革命的实践验证了理论的可行性。正如熊彼特所言，《国富论》是“迄今最成功的科学著作”，其思想遗产在数字经济时代仍通过全球化分工、市场机制创新等形式持续演化。从历史视角看，斯密的学说不仅是英国崛起的理论支撑，更是现代经济学不断自我革新的起点。正因此，从经济史的视角研究以《国富论》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如何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源头是很有意义的问题。

为什么以自由主义、“看不见的手”为核心思想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能够从近代欧洲的各路经济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源头？这个问题也许还是要通过马歇尔三种规模经济基本类型的理论来解释。

这个问题的核心要点在于“国家”。在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18世纪90年代，欧洲各主要地区均已建立明确的国家制度。在本文前述部分的研究中为什么要对领地和国家两个层级作出区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两种经济体的规模不同、一致行动能力不同，导致政治力量影响规模经济效应的能力不同，从而在经济结果上显示出差距。 “看不见的手”就是在国家制度下，最大限度地促进规模经济发展的所谓“全局最优”经济博弈决策。其主要优势有：①自由市场可以最高效地配置资源，利用竞争而不是其他强制力量淘汰低效生产，自然地鼓励了规模经济的扩张，实现劳动、资本、土地的最优配置；②市场的扩大和完善推动分工化和专业化的出现，从而鼓励规模经济；③除了极少数在政治层面敏感的产业外，鼓励自由进出口，同样可以起到如上扩大市场给规模经济带来的促进。

正因此，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中，国家只需要做到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市场秩序并促进市场完善、鼓励有外部性或其他利于规模经济效应的经济活动、取消与该理论相悖的各种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等一系列自由主义举措，就可以达到对规模报酬递增经济效应作用发挥的最大化，如同经济史上已经发生的规模经济的各个不同阶段自然推动社会主要经济活动由农业向工业向贸易业的转变。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取得成功的历史证明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尽管部分欧洲部分国家似乎出现了相反的发展路径，但如果将存在贸易下的欧洲视为一个经济总体进行经济史研究，这个经济体依然符合如上的发展规律。此外，斯密没有预见垄断、环境问题等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其理论在19世纪末英国经济危机中暴露缺陷（如贫富分化加剧），凯恩斯主义随后补充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英国古典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源头，根植于其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经济核心矛盾的深刻揭示与科学化构建，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分别在不同历史阶段完成了这种理论奠基与范式转换。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英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革为古典经济学的诞生提供了现实土壤。斯密所处的18世纪中叶，英国正处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关键期，重商主义政策虽促进了早期资本积累，但过度干预市场的弊端日益显现。斯密在《国富论》中将经济学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提出劳动价值论与分工理论，这并非偶然——当时棉纺织业的分工实践已使单个工人日产量提升数百倍，斯密通过制针工场的案例实证了分工对生产力的革命性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突破性地将“国民财富”定义为劳动产品而非金银货币，这直接呼应了产业资本取代商业资本的历史趋势，为工业化和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合法性。其“看不见的手”理论本质上是为新兴资产阶级争取经济自由权，主张市场自发调节优于政府干预。

18世纪的英国正处于从重商主义向自由市场过渡的转折期。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劳动力，殖民扩张则带来原料与市场，但封建残余（如土地制度、行会限制）仍束缚生产力。斯密的理论正是为打破这些桎梏提供了思想武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亟需系统性解释经济增长的学说。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自由贸易理论，直接回应了如何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例如，他通过制针工厂案例揭示分工对效率的提升（10人日产量达4.8万枚），为机械化生产提供了经济学支撑。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则诞生于19世纪末英国垄断资本主义形成期，此时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已无法解释边际效用、资本组合等新现象。马歇尔通过引入边际分析工具与均衡价格理论，将斯密的经验性观察转化为可量化的科学模型。他提出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交叉点决定价格，不仅解决了李嘉图未能调和的价值规律与生产价格矛盾，更将经济学从哲学思辨转向实证研究。例如，他对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的区分，源于对工业革命后期生产周期波动规律的观察——当铁路建设等长期投资改变生产要素配置时，马歇尔发现价格形成机制会因时间维度差异呈现不同特征。这种动态分析框架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此外，马歇尔在书中第四篇标题提出的“四位一体”分配理论（劳动-工资（生产力）、资本-利息（生产关系）、土地-地租（原材料）、组织-利润（企业家才能））[⑨]，实质上是对工业社会阶层分化的理论映射：企业家才能作为独立生产要素被强调，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经理人阶层崛起的社会现实。

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将财富等同于金银的狭隘观念，提出“劳动价值论”、分工理论，认为财富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一思想与英国从贸易立国转向工业立国的历史进程相契合。例如，18世纪末英国棉纺织业出口额激增（1850-1870年增长超150%），验证了生产领域创造财富的潜力。斯密提出市场通过价格信号自发调节供需，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一理论成为自由放任政策的哲学基础，推动了英国废除以《谷物法》、《航海条例》为代表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并转向自由贸易（1776-1850年出口增长6倍）。其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各国专业化生产并贸易，奠定了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如英国19世纪专注工业品生产，进口殖民地农产品，形成“世界工厂”地位。这一思想直接回应了18世纪英国工场手工业向机械化大工业转型的历史需求。例如，英国纺织业通过垂直分工（纺纱、织布、印染分离）实现效率倍增，印证了斯密“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的论断。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则为工业资本突破封建垄断及政府干预，建立自由竞争制度提供了理论武器。

马歇尔提出的“向报酬递减活动征税，为报酬递增活动补贴”，就是要求国家削减规模报酬递减经济活动以补偿规模报酬递增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对上述国家能力应当做什么的进一步引申。纵观近代欧洲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逐步抛弃规模报酬递减、拥抱规模报酬递增的过程；近代欧洲经济政策理论体系的发展就是将具体如何实现该目的的政策加之以经济思想的系统分析的成果。马歇尔提出的经济活动三种基本类型揭示了这一过程的经济实质，系统性地解释了近代欧洲经济史各种经济模式的原理。站在这种原理的视角上，凭借当代出现的国际经济形势新变化为依据，我们或许可以预言：在不远的未来，传统制造业也将失去规模报酬递增的优势而遭到抛弃，高科技产业将取代其规模报酬递增、高附加值与利润率的优势地位。当今发生的中美贸易冲突，不过是近代欧洲经济政策理论在本质上关于规模报酬递增活动逐渐取代规模报酬递减活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具体矛盾体现的延伸与轮回。

七、结论

通过如上分析可以得出的历史启示在于，资本主义并非单一线性进程，而是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的进程从来不能用单一的原因概述，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之得益点包括而不限于黑死病打破马尔萨斯陷阱、地理大发现代对外开拓、重商主义整合国家市场、制度资源等因素与中产阶级文化基因契合资本理性等等，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共同组成的历史的必然。相比之下，中国的停滞源于三元结构的超稳定均衡、体制僵化、路径依赖、资源错配与文化抑制。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或将取决于能否超越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如周期性危机）以及国际零和博弈，构建包容性的国际秩序，而经济史比较研究可以为此提供不可或缺的镜鉴。

自近代西方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以来，当代中国在经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与技术突破后，已重新崛起为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国际地位得到大幅提升。近代中国落后的一大原因是科学体系的薄弱和技术的缺失。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充分揭示了科技在工业发展的重要地位。如今，我国通过“科技强国”战略，布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飞机制造等前沿领域，力求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关于外国经济史的分析表明，不完善的市场和配套制度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升了生产力。总结近代工业革命时期以来落后的经济史，当代中国已经重新站在了历史的关键节点。未来，中国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取决于科技、制度和经济的进一步提升，也关乎如何在变化的国际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棉花帝国的全球网络到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资本主义五百年发展史印证了唯物史观的深层逻辑：生产力革命必然引发生产关系变革，而制度创新与文化调适决定着文明转型的成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打破三元结构桎梏，用四十年时间走完西方数百年的工业化历程，所采用的生产关系必然存在其先进之处，这种后发赶超的事实本身即是历史规律的必然体现。当今的世界体现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借鉴学习、逐渐融合的特点，这或许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陷入停滞及零和博弈下，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途径。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 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义: 形形色色的交换》第2卷，顾良、 施康强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3.【美】邓钢：《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茹玉骢 译。

4.【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徐轶杰 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

5.【意】安东尼奥·舍拉：《略论可以使无矿之国金银充裕的成因》，1613年，出版社不详。

6.【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 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7.【英】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袁南宇 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8.Clark, G.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