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和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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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引言

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相较于中国完成资本主义化的优势，需置于全球史与比较经济史的宏观框架下考察。以《大分流》、《棉花帝国》及《中国传统经济》等书籍为理论基点，结合客观历史因素、政治体制、文化制度与资源差异等多方面要素，可构建一套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解释体系。这一体系既揭示欧洲资本化成功的内在逻辑，也剖析中国长期停滞的结构性根源，更对当代国际格局及未来趋势形成历史性观照。

第二部分：正文

一、黑死病及地理大发现

欧洲资本主义的突破本质上首先是多重客观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黑死病（爆发于1347-1351）作为中世纪晚期的重大人口灾难，客观上重构了英国及欧洲大陆社会生产关系。据估算，至17世纪中期，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减少约30%-50%，存活的农奴大量逃入城市，劳动力的稀缺以及农奴的自由流动迫使自给自足的封建领主将土地放弃给农业资本家，加速农奴制解体。这一过程释放出双重动能：一方面，土地集中与圈地运动催生农业资本主义，英国通过《圈地法案》将分散份地整合为商业化农场，实现规模经营与生产率跃升；另一方面，城市行会制度松动，逃亡农奴涌入城市形成自由劳动力市场，为工场手工业提供人力基础。黑死病的破坏性创新效应，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下的人口-资源平衡，使欧洲率先迈出封建经济向资本经济转型的关键一步。这一人口结构的突变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的恶性循环，为技术革新提供了生存空间。意大利城邦率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佛罗伦萨毛纺织业通过分工细化与集中生产实现效率提升，威尼斯玻璃制造业则通过专利制度保护技术创新。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本质上是劳动稀缺条件下追求规模报酬递增的必然选择，为后续工业革命埋下伏笔。

然而，究竟能否将这样的原因归为偶然值得探究：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曾经历过游牧民族的征服、统治和屠戮，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基底，直到被西方的炮火轰开国门才迫使转变的发生。通过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欧洲大陆在罗马帝国被日耳曼征服后，政治、经济体制均发生转变，基督教取代古罗马文明的地位；而在近似的历史背景下，类似的转变在中国并未发生，不仅如此，中国古代重农文明的稳定性甚至导致了农业文明对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反向同化。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农业帝国的稳定必然导致自然、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力降低，影响阈值提升，间接导致中华文明传承的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并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自周朝以来的农业文明历经约三千年才得到转型。

大航海时代（15-17世纪）则开启全球空间重组，欧洲通过殖民扩张与跨洋贸易构建起“战争资本主义”体系。葡萄牙、西班牙对美洲贵金属的掠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香料垄断，英国利物浦的棉花三角贸易，均体现资本原始积累的暴力性。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揭示，全球棉纺织网络的形成依赖三大支柱：殖民地的强迫劳动（美洲种植园奴隶制）、本土工业的技术革命（水力纺纱机与工厂制）、金融资本的信用扩张（利物浦期货交易与保险制度）。这种“多元统合”将亚非拉纳入欧洲主导的分工体系，使资本积累突破地域限制。相比之下，明清中国虽拥有郑和下西洋的技术潜力，但朝贡体系下的政治理性压制了商业扩张冲动，海禁政策阻断民间海洋贸易，导致中国错失参与全球资本循环的历史机遇。地理大发现开创了全球性的资源掠夺网络，西班牙在美洲的白银开采量占全球供应量的80%，葡萄牙通过香料贸易获取的利润率高达400%。这种跨洋贸易创造的巨额财富重塑了欧洲经济版图：热那亚银行家发明的复式记账法成为资本流动的基础设施，安特卫普证券交易所催生了现代金融工具。更重要的是，跨大西洋三角贸易形成了“非洲奴隶-美洲种植园-欧洲工厂”的垂直分工体系，这种战争资本主义模式将暴力嵌入经济过程，使欧洲在16世纪积累了相当于当时中国十年GDP的原始资本。

二、欧洲重商主义与中国重农主义

重商主义作为早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推动欧洲国家机器与资本力量的深度耦合。科尔贝主义在法国的实践，通过关税保护、产业补贴、特许公司构建国家主导的工业体系；英国《航海条例》垄断殖民地贸易，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工业投资。重商主义的实质是国家权力对规模报酬递增产业的战略性扶持，其政策逻辑与马歇尔的经济类型理论高度契合：对纺织、造船等具有正外部性的产业实施补贴，对农业等报酬递减部门征税以转移支付。这种有选择的干预加速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成熟。英国都铎王朝的《航海条例》与路易十四的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政策异曲同工，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特许状获得军事与贸易垄断权，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创股份制融资模式，这种国家与资本的深度绑定创造了“军事-财政国家”的新型政体。军事实力是建立在重商主义国家财政繁荣的基础上的，例如西班牙 “无敌舰队”战败前的耗资相当于明朝两年的财政收入，却成功将全球白银流动纳入欧洲主导的信用体系。伦敦金融城在康乾时期已建立起全球首个国债市场，据相关数据统计，国债规模从1694年的120万英镑激增至1790年的2.44亿英镑，这种国家信用的资本化运作使欧洲获得了持续战争与产业升级的双重动能。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特地指出了作为科尔贝主义的代表性产物——奢侈品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法国在17世纪的科尔贝主义政策下，通过发展高附加值的奢侈品产业（如丝绸、玻璃、织毯等）实现经济繁荣。科尔贝通过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技术引进和市场保护，建立了一套国家主导的工业体系。科尔贝主义的特点包括：①制造业多样化与奢侈品产业鼓励：通过增加制造业的门类，推动奢侈品制造业的发展；②政府干预与保护主义：采取关税保护、直接补贴、发展科技等手段扶植国内产业，限制货币外流从而保证本国在资本存量上的领先地位；③促进制造业规模及竞争力：对国内生产的商品建立严格的统一标准，吸引外来技工并限制本国技工与制造商流出。

其通过政策鼓励制造业发展、科技进步和设立质量规章，都是关于制造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远见卓识：①鼓励私人投资和国家投资，利用财政政策推动索洛模型稳态交点向右移动，在长期具有水平效应；②科技具有外部性，由政府进行激励乃至设立专门机构利于制造业发展，在长期具有增长效应；③设立质量规章可以使生产和销售标准化，在供应链的两端均做到效率的提升。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科尔贝将制造业规模报酬递增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了。

最后，科尔贝推行下的重商主义限制货币和资本外流的贸易保护不利于贸易本身的进行，但是在政治层面也许有利于与他国的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模型下的竞争。国际经济学的普遍观点是扩大国际贸易对参与贸易的各方都有利可图，但这是基于单次博弈的框架下的分析。事实上，政治竞争不同于经济竞争，是一个复杂的重复博弈的结果。考虑进在单次博弈中放弃一定的资本流动的回报，从而可以在重复博弈中最终达到“一方面陛下的实力和威望逐渐上升，另一方面陛下的敌人的实力和威望逐渐流失”的效果，这样的决策就可能是值得的。

反观中国，重农抑商的治理传统将农业视为“本业”，商业活动被贬为“末业”。邓钢在《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一书中，把中国古代社会归纳为“三元结构”（农业优势、小农经济、集权政府）均衡，指出三元结构具有自我强化的高度稳定特性，说明了在此结构下中国无法打破农业生产模式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原因。三元结构下的土地私有制与诸子均分继承导致地产碎化，精耕细作虽然提升土地生产率，却固化了小农经济形态，抑制劳动分工与技术创新。政府为维持粮食安全与税收稳定，通过常平仓、漕运体系强化农业依赖，形成“高水平均衡陷阱”。苏州织造局的官营垄断挤压民营纺织业空间，景德镇窑户需缴纳占产值30%的窑税，这种制度性歧视使民间资本难以突破规模门槛。当英国呢绒商通过圈地运动将养羊业与纺织业结合的同期，中国江南地主仍将资金投向购置田产而非工场扩建，徽商票号的金融资本始终未能转化为产业资本，这种产业结构的低水平均衡印证了邓钢“内卷化增长”的判断。

有一种意见指出，西方引以为傲的产权制度、金融货币制度、军事—财政国家等，是以激烈的政治竞争和旷日持久的战争为代价的，“歪打正着地将欧洲引向城市化、资本密集化的发展道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所谓“歪打正着”的表象，本质上是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进步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肯定与否定的激烈冲突，最终才能达到辩证的否定之否定，这种激烈冲突在欧洲政治上就具体体现为频繁的战争。中国的“周秦之变”，本质上也是利用战争证明了农业国以及大一统制度的优越性。然而自秦朝以后，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为止的农民运动，都是基于三元结构均衡模型内生下的战争，本质上只是重农政府王朝内部延续的一种形式，而真正针对推翻三元结构本身却是缺位的。事物只有在矛盾中才能得到发展，运用唯物史观辩证法，战争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促进经济和历史发展的正面作用应当被正确认识。在中国，三元结构均衡下经济活动的矛盾直到清末才得以体现，因此中国相比西方在政治经济上的发展存在滞后，是在三元结构对经济生产存在缺乏工商业的矛盾的良好掩盖下，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西方频繁的对外战争对工业水平提出强烈的要求，缺乏工业的矛盾被揭示，从而工业的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文化、制度和资源因素

（一）文化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强调，新教伦理提倡节俭、努力和财富积累，这种文化价值观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成长。麦克法夸尔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注重伦理秩序与农业社会的稳定，对商业和技术创新并无特别推崇。此外，科举制度对人才的吸引进一步导致了技术发展的停滞。

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在不断遭后世修正的过程中，以宗教改革的形式为英国注入理性化精神。格里高利·克拉克指出，“由于生育率的结构和受教育阶层大量向社会底层流动，中产阶级价值观（勤奋、耐心、诚实、理性、探索及学习等精神）以及遗传学在英国文化中得到普及，为工业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的稳定以及人口方面的优势。” 这种中产阶级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促进在经济实践中确实是存在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企业家精神。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充分说明了企业家精神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纵观中国近代以前工商业的发展可以看到，即使中国古代劳动力从事农业以外的产业的技术具有一定水平，由于文化和继承制度等限制了中产价值观的形成，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在劳动力从事非农业活动中的促进作用是不足的，因而实际上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劳动力在从事农业以外的经济活动具有相对劣势，即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劳动力要素禀赋的不足或缺陷。

与此同时，从生育及教育文化观念来看，在人口经济学上，马尔萨斯理论指出，由于自然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人口的膨胀最终导致人均生活水平陷于贫困，并限制人口在一定规模。然而，历史证明正是劳动力的扩张才能推动科技的进步，从而推动工业化。因此可以推出，如何更优地对抗马尔萨斯陷阱是成功工业化的关键。

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对生育率关于中西资本主义工业化差异的影响做了解释。在工业革命发生前，中西方均受到马尔萨斯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相对比之下，欧洲的出生率常高于中国（东亚文明），由于人口增长率等于出生率减死亡率，可以推断欧洲的死亡率也高于中国，欧洲保障婴儿存活率、提高人口结构中劳动力占比以对抗马尔萨斯陷阱的方式是教会的福利制度。而在中国，根据邓钢的思想可以推导，由于三元结构下农业的自给自足生产，古代历史上从未建立类似的福利制度；相反由于对农业生产人均回报的需要，溺毙大量女婴，降低婴儿存活率的同时导致性别失衡加剧，进一步制约劳动力的增长。从如上分析可以得出，相比中国，欧洲的生育传统和人口结构更利于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如果将劳动人口增长导致技术进步加入马尔萨斯模型的内生参数，从而工业革命的发生成为必然，那么中国三元结构下的生育模式带来的相对低劳动力人口占比也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生起到严重阻碍作用。因此，可以说，内生技术进步的马尔萨斯模型同时提供了工业革命的机遇和马尔萨斯陷阱的贫困，而英国比中国更好地把握了其中机遇。

在宗教方面，中国古代缺乏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宗教，而诸子百家哲学代替了这一地位。正如关于三元结构分析所揭示的，法家的起源及儒家的强化在政治及文化上对维持重农主义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法家思想对农民规模做出了要求，儒家文化明确了阶级意识，将士农工商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并要求阶级之间的相对固化、地缘上人的流动相对固定，以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大量的劳动人口由于政治而非经济因素被限制在土地上，迫使土地产权的集体化、分散化而不是规模化、集中化。相比之下，产生于英国、脱胎于基督教的新教在核心思想上具有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的特点，相对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减小了教义对人的限制，促进了人的自由，形成了资本主义最基础的要素之一。这不仅可以解释英国先于中国发生工业革命，也可以解释英国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

（二）资源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指出，欧洲的煤炭-铁矿地理邻近性降低工业能源成本，而中国主要煤田远离长江三角洲经济核心区，运输瓶颈制约能源革命。更重要的是，新大陆殖民为欧洲提供“生态缓解”，棉花种植园与糖料基地转移生态压力，而中国人口增长导致森林砍伐与土壤肥力衰减，陷入内卷化困境。英国煤矿层距地表平均仅30米，蒸汽机每马力耗煤量从纽科门的45公斤降至瓦特的12公斤，这种能源可获得性使英国工厂主无需像中国矿主那样承受瓦斯爆炸与渗水的高昂成本。1800年英国煤炭产量已达1500万吨，相当于全球其他地区总和，这种能源红利支撑了纺织、冶铁、铁路的联动发展。然而，邓钢在其书中提到，资源禀赋的差异并不是导致中英间差距的主要原因，关于江南地区和英国的人均煤炭产量在工业革命前相近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邓钢也否认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从事农业以外的领域时具有劳动力的相对劣势。然而，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古代虽未产生完整的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确产生在江南地区。如果将三元结构导致的稳定性考虑入模型，可以认为是由于三元结构导致当时自然资源的量变尚不足以推动质变，如果量变继续累积，则有发生质变的可能。因此，仅仅以中英核心经济区煤炭产量水平相似为论点，通过对煤炭产量的控制变量法即排除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

（三）制度

为什么以自由主义、“看不见的手”为核心思想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能够从近代欧洲的各路经济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引领英国资本主义革命成功，并最终成为现代经济学的源头？ 《大分流》同样对这个问题做了分析。

我的观点是，这个问题的核心要点在于“国家”。在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18世纪90年代，欧洲各主要地区均已建立明确的国家制度。 “看不见的手”就是在国家制度下，最大限度地促进规模经济发展的所谓“全局最优”经济博弈决策。其主要优势有：①自由市场可以最高效地配置资源，利用竞争而不是其他强制力量淘汰低效生产，自然地鼓励了规模经济的扩张，实现劳动、资本、土地的最优配置；②市场的扩大和完善推动分工化和专业化的出现，从而鼓励规模经济；③除了极少数在政治层面敏感的产业外，鼓励自由进出口，同样可以起到如上扩大市场给规模经济带来的促进。

正因此，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理论中，国家只需要做到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市场秩序并促进市场完善、鼓励有外部性或其他利于规模经济效应的经济活动、取消与该理论相悖的各种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等一系列自由主义举措，就可以达到对规模报酬递增经济效应作用发挥的最大化，如第一部分所述的规模经济的各个不同阶段会自然推动社会主要经济活动由农业向工业向贸易业的转变。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取得成功的历史证明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尽管部分欧洲部分国家似乎出现了相反的发展路径，但如果将存在贸易下的欧洲视为一个经济总体，这个经济体依然符合如上的发展规律。

马歇尔提出的“向报酬递减活动征税，为报酬递增活动补贴”，就是要求国家削减规模报酬递减经济活动以补偿规模报酬递增经济活动，本质上是对上述国家能力应当做什么的进一步引申。纵观近代欧洲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逐步抛弃规模报酬递减、拥抱规模报酬递增经济活动的过程；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体系的发展就是将具体如何实现该目的的政策加之以经济思想的系统分析的成果。站在这种原理的视角上，凭借当代出现的国际经济形势新变化为依据，我们或许可以预言：在不远的未来，传统制造业也将失去规模报酬递增的优势而遭到抛弃，高科技产业将取代其规模报酬递增、高附加值与利润率的优势地位。当今发生的中美贸易冲突，不过是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在本质上关于规模报酬递增活动逐渐取代规模报酬递减活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具体矛盾体现的延伸与轮回。

第三部分：结论

通过如上分析可以得出的历史启示在于，资本主义并非单一线性进程，而是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欧洲的兴起得益于黑死病打破稳态、大航海开拓空间、重商主义整合国家市场、文化基因契合资本理性，这些条件在特定历史节点形成共振。中国的停滞源于三元结构的超稳定均衡、制度路径依赖、资源错配与文化抑制。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或将取决于能否超越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如周期性危机）以及国际零和博弈，构建包容性的国际秩序，而历史比较研究为此提供不可或缺的镜鉴。

自近代西方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以来，当代中国在经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与技术突破后，已重新崛起为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国际地位得到大幅提升。近代中国落后的一大原因是科学体系的薄弱和技术的缺失。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充分揭示了科技在工业发展的重要地位。如今，我国通过“科技强国”战略，布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飞机制造等前沿领域，力求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关于外国经济史的分析表明，不完善的市场和配套制度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升了生产力。总结近代工业革命时期以来落后的经济史，当代中国已经重新站在了历史的关键节点。未来，中国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取决于科技、制度和经济的进一步提升，也关乎如何在变化的国际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棉花帝国的全球网络到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资本主义五百年发展史印证了唯物史观的深层逻辑：生产力革命必然引发生产关系变革，而制度创新与文化调适决定着文明转型的成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打破三元结构桎梏，用四十年时间走完西方数百年的工业化历程，所采用的生产关系必然存在其先进之处，这种后发赶超的事实本身即是历史规律的必然体现。当今的世界体现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借鉴学习、逐渐融合的特点，这或许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陷入停滞及零和博弈下，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