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刘元春关于经济指数和消费率观点试谈中国经济现状与破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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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察汇采讯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价格运行困境折射出深层次结构性问题，需以系统性思维突破传统政策框架。本文将借鉴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教授两次分别关于经济指数和消费率的报告中相关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尝试对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式作出经济学分析。

一、经济指数失灵

CPI与PPI的持续低位运行并非单纯需求不足的表征，而是实体经济循环效率下降、金融资产价格体系重构、新旧动能转换受阻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从宏观价格形成机制观察，传统价格指数体系的局限性日益显现：CPI主要反映终端消费品价格波动，却忽视了中间生产环节的价值传导阻滞；PPI虽覆盖工业领域，但无法捕捉服务经济与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创造特征；GDP平减指数作为最全面的流量价格指标，仍难以反映存量资产价格变动对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效应。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使家庭部门财富效应发生逆转，这种存量价格变动对消费决策的影响远超当期收入波动，传统价格监测体系在此类结构转型中的失灵亟待破解。

构建广义价格指数体系的理论基础在于现代经济的金融深化特征。当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金融资产在国民财富中的占比显著提升，资产价格波动通过托宾Q效应、抵押品效应等渠道深刻影响实体经济。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教训表明，忽视资产价格变动的政策框架可能加剧经济收缩。中国当前面临类似挑战：房地产价格调整与地方债务压力形成负向循环，企业部门在产能过剩与资产重估的双重压力下投资意愿低迷。在此背景下，需要建立包含金融资产价格的广义通胀监测框架，通过房价指数、股权风险溢价、信用利差等指标构建先行预警系统，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全面的决策依据。

破解当前价格困境的核心在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这需要超越传统的需求管理思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已实施多年，但部分领域仍存在行政干预扭曲市场信号的现象。以产能过剩行业为例，地方政府出于稳就业等考量延缓市场出清，导致僵尸企业持续消耗金融资源，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这种微观层面的效率损失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进而抑制工资增长与消费升级。国际经验显示，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未能及时推进结构性改革，导致企业部门长期陷入低效运营的"僵尸化"状态，这个教训值得警惕。

恢复企业盈利能力需构建新型激励相容机制。当前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虽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但企业盈利面收窄的现象暴露出创新生态的深层矛盾。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外部性与短期盈利压力形成冲突，资本市场估值体系与实体经济价值创造存在错配。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完善创新基础设施：建立基础研究的长周期投入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技术转化，优化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的培育经验表明，专注细分领域的技术深耕比盲目追求规模扩张更能形成持续竞争力。

宏观政策协同需重构传导路径。传统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的效力正在减弱，这不仅源于零利率下限约束，更反映出金融中介功能的弱化。此时更需财政政策发挥结构性调节功能，但须避免简单扩大基建投资的路径依赖。可探索将财政资金更多投向人力资本积累领域，如职业教育体系改革、新职业技能培训等，这既能提升要素质量，又能通过收入效应提振消费。瑞典在1990年代经济危机后推行的"知识立国"战略，通过教育投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具有参考价值。

价格治理长效机制的建设离不开深层次制度变革。要素市场化改革仍存在诸多梗阻，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流动受制于行政分割，数据等新型要素的定价机制尚未形成。这需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同时，完善社会安全网以缓冲改革阵痛，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增强居民风险承受能力，为市场出清创造必要的社会承受空间。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推行"国民年金制度"改革，既缓解了结构性调整带来的社会冲击，又为资本市场提供了长期资金来源，这种系统化改革思维值得借鉴。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价格体系的非常态波动实质是经济深层结构重构的外在表现。破解当前困境需要构建更精准的经济监测体系，实施更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在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中培育新发展动能。这既需要政策制定者保持战略定力，避免短期刺激手段扭曲长期发展路径，又需要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在稳预期与促改革之间取得动态平衡。唯有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释放微观主体活力，才能实现价格体系向均衡状态的收敛，推动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二、消费率问题

在此基础上再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在消费领域呈现出复杂而深刻的张力，既表现为短期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的循环困境，又折射出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与国民储蓄结构失衡的制度性症结。当前消费修复乏力的表象下，隐藏着初次分配机制扭曲、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政府投资驱动惯性等多重制度约束。这种双重困境的形成，本质上是经济转型期增长模式与制度框架不兼容的产物——传统出口-投资驱动型经济在全球化红利消退后面临动能转换压力，而内需主导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受制于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缓慢与财富分配效应减弱的现实约束。破解这一困局需要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思维，从国民经济循环的深层结构入手，重构政府-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

消费率过低的根本症结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长期偏低，这不仅抑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空间，更通过弱化边际消费倾向加剧了内需扩张的脆弱性。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消费率显著低于同发展阶段经济体，这一差距背后是投资型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对消费基金的制度性挤占。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强制性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在特定历史阶段支撑了高速工业化进程，但随着资本边际产出效率下降，这种模式逐渐演变为抑制消费升级的结构性障碍。日本在1990年代的经验表明，当企业部门储蓄持续高于投资时，即便实施零利率政策也难以有效刺激消费，这一现象在中国当前的企业存款高企与家庭预防性储蓄上升中已现端倪。

提升消费率的关键在于重构国民经济的分配-支出循环。这需要双管齐下的制度变革：一方面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借助财税体系优化强化再分配调节功能。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显示，健全的集体谈判制度与职业教育体系能够有效提升劳动者议价能力，使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保持同步。对于中国而言，需在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的同时，培育行业工资协商机制，并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重要的是，政府职能应从生产性投资主导转向公共服务供给强化，将财政支出更多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这既能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又能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增强长期消费能力。

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的协同推进是破解结构性矛盾的核心路径。当前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等新兴消费领域的快速增长，揭示了供给创造需求的巨大潜力。但部分行业出现的超前产能过剩警示我们，技术创新必须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韩国在消费电子产业的成功经验表明，建立"需求洞察-技术研发-产品迭代"的快速响应机制至关重要。中国需要完善消费大数据平台建设，引导企业精准把握消费升级趋势，同时通过质量认证体系升级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破除低质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对于房地产等传统消费领域，应加快构建"市场+保障"的住房供给体系，通过租购并举机制释放新市民消费潜力。

宏观政策协同需要创新工具组合与传导机制。传统货币政策在刺激消费方面存在明显局限，尤其在居民资产负债表承压时期，简单的流动性注入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此时应加强财政政策的结构性调节功能，但需避免传统基建投资的路径依赖。可探索建立消费导向的特别国债机制，定向支持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新加坡的消费券发放经验显示，数字人民币等技术手段能够提高政策精准度，实现短期刺激与长期转型的有机结合。更重要的是，政策设计应强化市场预期引导，通过稳定就业市场、完善社会保障来修复消费信心，形成"收入提升-消费扩大-投资优化"的良性循环。

制度创新的深度与广度将决定消费潜能释放的可持续性。要素市场化改革需突破土地、户籍等制度壁垒，促进城乡消费市场一体化发展。数据要素的定价与流通机制创新，能够催生新型消费业态并提升传统产业效率。在收入分配领域，应加快建立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推动储蓄向消费的渐进转化。瑞典的"工作-福利"平衡模式证明，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不仅不会削弱市场活力，反而能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同时，国有企业改革应聚焦利润全民共享机制建设，通过国有资本收益划转社保基金等方式，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

站在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释放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这需要以系统思维统筹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结构优化，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同时激活需求侧动能。通过制度创新打破行政垄断、完善市场秩序，通过技术创新培育消费新增长点，通过分配改革筑牢内需基础，中国经济完全有能力跨越"中等消费陷阱"，构建起更具韧性的内生增长机制。这一转型过程固然伴随阵痛，但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言，"风险社会的出路在于更深刻的社会理性化"，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也必将通过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开辟新的发展境界。

（本文两部分分别参考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①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行的第98期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的演讲，转载自证券时报，原标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构建广义价格指数体系，破解宏观经济价格管理难题》②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消费分论坛上所做的主题演讲，转载自第一财经，原标题《刘元春：解决消费率过低问题，关键是政府要从投资型转向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