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刘少奇是如何从国家主席位置上跌落的？
来源：《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作者：鲁彤 冯来刚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毛泽东在南方巡视了近8个月后，于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
当天，他就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并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报送的一些材料，对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形势非常不满，但还没有在派驻工作组问题上表态。
但是，刘少奇去汇报工作时却吃了个闭门羹。
这难道不是毛泽东的一种态度吗？
7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
邓小平当即反驳说：
“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保留，代理党委工作。”
刘少奇说：
“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一个时候，取得经验再向黑帮进攻。”
22日，刘少奇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指出：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
陈伯达、江青等人所主张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抵制。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5日的一次小组会上，江青谈到这一情况时说：
22号晚上胡克实同志汇报说：“已经走上正规了。”这次汇报会雪峰同志参加了。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
这次汇报会共用了5个多小时，薄一波、陶鲁笳却讲了3个多小时，他们的锋芒完全针对学生的。他们有充分的发言权。
但是，正如林彪说的“背靠大树好乘凉”，“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树”就是毛泽东。
7月24日、25日，他同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严厉批评了工作组：
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来。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他干什么？
对此，刘少奇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他服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29日，人民大会堂，人头攒动，来自北京市的万余名师生正在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等人的讲话。大会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的心情同其他领导人一样，都有一种“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感觉。
形势发展了，自己却落后了。
这就是“很不理解”。
刘少奇对派驻工作组问题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并宣布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同时向同学们表达了自己的迷惑不解的心情：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主要是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践中间来学会革命。
我现在要讲一句老实话，包括我在内，我们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我们不了解情况。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们都在静静地倾听着共和国主席、党中央副主席那茫然无措的话语：
怎样革命，现在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
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两个多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专门干革命。在这半年中间你们可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们学习一些。
刘少奇不得不对撤销工作组一事提出赞成的意见：
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来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
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做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
对运动的后果，刘少奇此时不可能预见到。但是，他还是以商量的口吻，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建议：
根据最近运动中的经验，我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你们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
你今天是多数，经过辩论之后，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
我自己有这个亲身经验，有些意见我提得并不错，讲得并不错，结果是少数。毛主席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有过这种情形。
所以，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不然，运动不能很正常地开展……
刘少奇等人在讲话时，毛泽东在后台。
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出来，接见了全体师生代表。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响彻全场的口号声顿时直冲霄汉，掌声雷动。
虽然工作组撤了，但是，毛泽东认为前一阶段的运动由于受到工作组的阻挠而走了一段弯路，出现了“冷冷清清”，势必还要再来一次大的发动。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各省市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列席会议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为代表的师生。这可是历次党的中央全会所没有的情况。
由于这次全会是仓促召开的，直到7月27日才发出通知，刘少奇就根本没有时间来准备报告。因此，只能作一个口头报告，并由周恩来等人插话补充。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说：
“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5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3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
实际上，会议一直持续了12天。
在邓小平宣布大会议程后，刘少奇在会上向全会报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在国内国际工作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同时向全会报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在工作组问题上承担了责任：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
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
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
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进来，厉声说：
“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少奇不得不解释：
“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厉言反驳：
“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不得不再次解释：
“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说。
刘少奇继续说：
“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
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
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
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毛泽东疾言厉色，再次打断刘少奇的讲话：
“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
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90%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
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会议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
气氛也一直紧张了两个小时。
第二天，鉴于有些中央负责人还没有讲话，就又安排了一次大会。周恩来、陈毅、李雪峰等讲话，都对工作组问题作了检讨。
周恩来说：
“对于工作组问题，我认为常委特别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派遣工作组负责任。”
“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
当天晚上，为了取得对运动的感性认识，刘少奇决定到建工学院。
傍晚5点钟左右，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正在家里，突然刘少奇的秘书打来电话：
“要李雪峰同志马上准备，少奇同志要他一起去建工学院。”
李雪峰还未来得及回答，电话就挂断了。等李雪峰打通电话，那边说：
“少奇同志乘坐的车辆已经启程，正驶向您的所在地，届时将亲自前去迎接您。”
李雪峰心中充满惊愕：竟只有他前往拜访刘少奇的惯例，却从无中央领导人前来迎接他的先例。
在国务院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的陪同下，刘少奇莅临了建工学院。在此之前，刘少奇特地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派遣代表参与，该小组遂派出了戚本禹同志。
刘少奇莅临北京建工学院，观摩了双方学生的“辩论会”，并在活动尾声发表了重要讲话。
“显而易见，工作组在贵校的工作中存在失误。这一失误并非仅工作组一方的责任，我们党中央以及北京新市委亦需承担相应责任。工作组之派遣，系经党中央批准，市委亦紧随其后。”
显然，光靠精神鼓舞是不够的，单派工作组也不恰当。请问在贵校，工作组具体哪些措施做得妥当，哪些地方存在不足？你们或许心中有数，但我们尚且不明。毕竟，党中央和新市委都有责任，具体问题应由相关人员负责。
何不将这次活动更名为“讨论会”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共同探讨不同观点。对于错误，我们应勇于纠正；对于正确之处，则应坚持。让我们携手并进，团结一心。若我能协助大家促进团结，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
在刘少奇即将离开之际，他特意提出，次日仍将莅临，以便聆听来自两位同学代表的意见。
3日，刘少奇再度莅临建工学院，特地召集了“八一团”与“革命团”两大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并邀请了双方的普通学生代表，仔细倾听了他们的心声。在谈话中，他耐心地向他们阐述了工作的方针，期望两派学生能摒弃对立，携手并进，齐心协力，共同将运动推向高潮。
然而，随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进程推移，其氛围愈发凝重。
毛泽东的立场愈发坚定，言辞亦逐渐变得严肃而严厉。
4日，刘少奇参加中南组讨论。
在前一阶段的工作中，刘少奇勇于揽责，却也难掩心中那份无奈之情。
他说：
在主席暂离岗位之际，我将担纲主持日常工作，决不推诿分内之责。
核心议题在于，秉持资产阶级的视角，对群众运动持反对态度。
中央常委的各位同志，书记处的同仁，以及北京市委的成员们，共同投身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我们便一致同意并批准派遣工作组前往参与。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民众纷纷要求实现民主，而主席亦毫不犹豫地给予坚定支持，使得我们处于两难境地，既面临上层的压力，又承受着来自民间的推挤，考验着我们对民众立场的坚守与否。
敢于改变他人的命运尚可，然而是否敢于改变自身的命运，则成为一个重大议题。若要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无疑意味着权力的丧失。
我们这些人在台上与否并无所谓，若你下定决心促成变革，反而无需担心会下台。相反，若你阻挠他人变革，那么他们便必会逼你离台。
刘少奇未曾料想，此番全会过后，他竟真的失去了权位。
已有思想准备。
4日下午，原计划于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全体会议。然而，代表们抵达会场后，却意外接到通知：全体会议的安排已变更为小组讨论，不再举行。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对工作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不仅对刘少奇先前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表现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而且在言辞间巧妙地隐晦地指涉了刘少奇，虽未直呼其名，却已点明其事。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
轻描淡写地讲，这关乎方向的抉择，实则深层次上是方向的纠偏，是路径的选择，是路线的偏差，乃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违背。此次会议的宗旨在于解决这一核心问题，否则，后果将极其危险。
所谓坚持群众路线、所谓信赖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理念，实则虚有其表。此类现象已持续多年，每当此类问题浮现，便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响。
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未曾亲自深入一线蹲点，却目睹有人越陷越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对无产阶级持反对态度。规定各班之间、各系之间、乃至各校之间不得相互往来，这种做法无异于压制，是恐怖的体现，而这种恐怖的根源，源自中央。
部分人士对6月20日中央的批示表达了不满，认为难以接受。北大聂元梓等七人所撰写的巨型标语，堪称20世纪60年代版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宣言。张贴这些大字报实为一件好事，理应让全世界的人民都能了解这一情况。
雪峰报告明确指出，党内自有严明的党纪，国家则有不容违背的国法，二者应当有所区分。
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毛泽东言辞激昂，情绪愈发激烈，眼见事态即将波及更多个人与单位，刘少奇便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起责任道：
在这段日子里，主席暂离府上，我在北京肩负起主持工作的重任，担当起主要职责……
毛泽东打断他：
你在北京专政啊，真厉害！
刘少奇承担派驻工作组责任。
无非下台，五条不怕。
叶剑英在汇报中坚定地表示：“我国拥有数百万雄壮的军队，我们无所畏惧，任何妖魔鬼怪都无法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
毛泽东严厉地说：
“在座的有牛鬼蛇神！”
会场瞬间寂静。
隔夜，晴空霹雳。
平地一声惊雷起。
8月5日，毛泽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写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对准了前一段时间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刘少奇对此事一无所悉。当日，他亲切地接见了由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带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这乃刘少奇同志最后一次接见外国来宾。返抵府上，周恩来同志亲自来电叮嘱：近期宜减少公开露面，且不宜再安排会见外宾。
6日，毛泽东指示秘书拨通电话，邀请正在大连休养的林彪返回北京，以参加即将召开的会议。当晚，林彪乘坐专机迅速抵达北京，并直接步入人民大会堂，参与会议讨论。
7日，会议向全体与会人员分发了毛泽东同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连续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批评，与会者一下子就明白了，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不是无所指的，而是直接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立即转了向，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受到批判。
8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称《十六条》，此举将“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推进纳入了合法轨道。该决定成为中共中央就“文化大革命”问题发布的首个正式且系统的文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
对这一决定，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模模糊糊”，“实际上是反对的。”
接着，会议就转入了对毛泽东的“大字报”的讨论，连带着，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大批判。
刘少奇在会议中屡次进行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起责任。在其一份发言提纲中，他如此表述：
“每当主席不在首都之际，中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路线偏差，主要责任在我。对于我所言所行，无论对错，我都将承担全部责任，绝无推诿之理。至于其他同志所犯的错误，我也负有连带责任。”
在分组讨论的紧凑日程中，刘少奇倾听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之声。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趁着休息间隙，面对众人，对刘少奇直言不讳地说道：
“少奇同志，若有空闲，我将向您详细汇报关于女工工作的相关情况。”
刘少奇领悟了这位老大姐的深意：她对他充满信任与尊敬。
刘少奇平静地说：
“这失误与各位同志无关，我一人承担所有责任，请众位安心。”
8月11日、12日，林彪的妻子叶群两次找人，指使他写了诬陷刘少奇的材料。14日，林彪把这份材料通过江青转送给毛泽东。
这表明，不仅仅是毛泽东对刘少奇批评，来自党内的冷枪暗箭，也开始纷纷射向刘少奇。
在会议即将落幕之际，毛泽东突然提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
此项议题并未包含在既定议程之中。与会者们对此并无充分准备。
12日，全体会议进行投票表决，成功增选了6位政治局委员，3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进行了新一轮的选举。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曾由七位杰出领导人组成，他们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以及邓小平。
本次扩充至11位成员，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座次排列的讲究尤为突出。座位的先后顺序往往关乎个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起伏。
刘少奇从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彪则由第六位直线上升至第二位，显然是接班人位置。
在未对中央副主席进行重新选举的情况下，会议之后，林彪被特别提及为副主席，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其他四位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则鲜有提及。由此，林彪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毛泽东的接班人。
在此次会议中，刘少奇勇于担当，重申责任，“文革期间，中央所犯路线错误，主要由我承担主要责任”，“我承诺恪守党的基本纪律，摒弃两面之实，杜绝秘密活动。若有任何意见，我将坦诚布公，毫无保留”，并正式提出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国家主席的职位。
实际上，即便刘少奇不主动请辞，他在一系列关键决策问题上也将失去发言权。鉴于此次会议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指出了犯有严重“路线错误”的问题，他此后根本无法再参与中央的日常运作。
狂风骤起，山雨将至。
刘少奇彼时所能拥有的，唯有在痛苦中进行反思的余地，以及进行自我检讨和接受批判的权力。
自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后，国家局势急转直下，陷入一片混乱。尤其是毛泽东接连六次接见“红卫兵”队伍，自此，“红卫兵造反派”的活动规模急剧扩大，风起云涌，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成了红色的海洋：红旗飞舞，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挥舞着红宝书，口号声此起彼伏：“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毛泽东走上天安门城楼，顿时一片欢腾……
这是刘少奇同志自降职以来首次踏上天安门广场。在短暂的休憩中，他静默地坐在一张藤制椅上，轻声地点燃了一支香烟，缓缓地吸吮着。
随着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的步伐临近，刘少奇便与他亲切交谈起来。
我反复研读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却实在难以理解，其意义何以会超越巴黎公社宣言，显得更为重要。
伍修权默然无言，只得无奈地苦笑一声，转身离去。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刘少奇同志倾注全力，对近期内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审视，并撰写了自我检查的文稿。
九月中旬，刘少奇着手撰写了《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力求遵循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立场，对自身在处理工作组问题上的所谓“路线错误”与“方向错误”进行深刻反省。
自今年6月1日以来，长达五十余日的时间里，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犯下了路线与方向的严重错误。对此，我负有主要责任。
诸位同仁肩负的责任，包括身处北京的中央其他领导成员，部分工作组的首领，以及若干地区的领导同志等，虽然他们亦承担着各自的职责，但首要的责任者仍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在派出工作组后的五十余日间，我持续予以支持，这一举措无形中提高了工作组犯错的概率及其潜在后果的严重性。
少数工作组面临维持困境，遂撤出后，随即派遣了新的工作组接替。然而，新任负责人普遍未能深刻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也未充分向群众汲取经验。他们一上任，便试图引导业已高涨的群众运动，按照自身及工作组的主观设想与步骤展开。
如此一来，便违背了革命群众运动发展的自然规律，导致了一系列严重事件的产生，实际上已站在了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的专政，打压了无产阶级那如火如荼的文化革命运动，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削弱了无产阶级的斗志。
在检讨过程中，刘少奇亦对历史上的一系列“失误”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特别是针对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有关内容，更是对自己的过错进行了更为严苛的自我批评。
完成检讨后，刘少奇随即呈递检讨稿，请求毛泽东审阅。
14日，毛复刘。
少奇同志：
整体写作质量颇高，严谨而庄重，尤其是后半部分更为出色。建议将此草案分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以及中央文化小组的各位同志，进行讨论并提出宝贵意见。这样或许能有所收获，随后根据反馈进行相应的修改。在完成修改后，再次呈报报告，相信会更加稳妥和准确，请您审慎考虑。
刘少奇即刻致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
我的检讨提纲业已呈递毛主席审阅，并得到了他的批注，随后退还至我手中。现将此提纲附上，恳请您审阅。
我赞同毛主席的提议，建议将草案以印发方式提交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工作组成员、北京市委以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各位同志，恳请他们进行讨论，并提出宝贵意见。讨论结束后，请将意见退还给我，我将根据反馈进行相应的修订，随后再次形成报告。
关于文件审批事宜，恳请予以批示。请各位同仁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宝贵意见并告知我，以便我得到协助。主席的批示内容亦将一并发布。不知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安排？敬请考虑。
9月19日，周恩来同志将刘少奇的检讨书及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内容，分发给相关部门人员，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
10月23日，刘少奇于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发表检讨，主动承担了主要责任。会上，林彪、陈伯达、康生三人明确指出，刘少奇与邓小平推行了一条“压制群众、抵制革命”的错误路线，“此次文化大革命中的偏差，主要应由刘、邓二人负责发起”。
毛泽东持不同见解。于24日与25日的会议中，他发表言辞道：
将刘、邓的大字报公开展示于街衢之上，实非善举。须知，革命之路应予宽容，不应设限阻挠。
“刘、邓二人行事光明磊落，未曾涉足秘密领域。对待刘、邓，应当给予革命活动的许可，并允许他们进行改革。至于少奇同志，其贡献与努力不容忽视，断不可轻率一笔带过。”
“大家未能顺利通过关卡，我同样感同身受，焦急万分。虽然时间紧迫，但这并非有意犯下路线错误，有些人认为，这或许是出于一时疏忽。当然，也不能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位犯下的错误，亦有其背后的原因。”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表态已经于事无补。
自此，刘少奇并非每次会议均需现身，直至连通知亦未得到，他自然无法参与任何会议。
除了进行自我反省，刘少奇日渐与决策核心保持距离，然而，他并未摆脱“文化大革命”这场狂风巨浪的冲击。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议题聚焦于如何推动工交领域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亦莅临了此次会议。
林彪在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
“刘、邓的问题远不止50天，实际上它涉及了10年甚至20年的深远影响。在工交战线上，他们的影响尤为显著。”
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第一次上升为历史问题。
他们的历史遭受了污名化，引起了那些缺乏了解之人的质疑。
对刘少奇所涉及的“革命活动”的关注，很快便逐渐升级。
1966年12月，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受张春桥授意首先公开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公开贴标语，撒传单：“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等等。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
12月18日，我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主持召开了公安部及相关单位的高层会议，宣布了中央的决策：“为对王光美同志进行专项审查，特成立一个临时专案组，暂定名为‘中央办公厅丙组’。”在会上，谢部长详细阐述了工作任务、审查方法以及领导架构等相关事宜。
就这样，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亦无中央正式文件的明确指示，一个针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专案组应运而生！
该专案组历经数批调整，最初被称作“中央办公厅丙组”，随后正式更名为“504组”，其成员也经历了较大变动。
在江青、谢富治的亲自领导和操控下，专案组不惜采取各种下作手段，炮制虚假材料，搜集诬告和伪证，其核心目的便是以诬陷和攻击刘少奇的历史为最关键、最核心的内容。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院墙上张贴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
3日晚，受戚本禹的指派，造反派首次对刘少奇与王光美进行了直接的批斗。
6日，清华大学的一群造反派布下了一个针对刘少奇女儿平平的陷阱，以此诱骗王光美前往清华大学，随后将她拘禁。
12日，戚本禹指使中南海造反派“红色造反团”第二次批斗刘少奇、王光美。
在逆境中，刘少奇始终心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他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情感。在一场即将到来的批斗会前夕，刘少奇对子女们说道：
“待我身故之后，愿将我的骨灰托付于你们，将之撒向浩瀚的海洋。我生前乃一贫无立锥之地之无产者，死后亦将归于同类。切记，此乃我留给你们的遗言。”
刘少奇勉励子女：
“务必在民众之中坚毅生存，勇于承受不公，通过实际劳动不断磨砺自己。尽管人民对我尚有误解，甚至可能对你们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你们务必学会体谅人民之心。”
中国人民堪称最优秀的人民群体，吾父身为人民的一份子，尔等亦应立志成为人民之优秀子女。始终紧随党的步伐，始终心系人民福祉。在当前这种异常状况下，务必坚守阵地，切莫与民众产生任何对立情绪。
刘少奇凝视着家人，心中涌动着因自己而让他们承受牵连的愧疚，情绪不由得激荡起来。
“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你们表达，对于我来说，民众的信赖构成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幸福。然而，今日我必须再强调一句，民众的误解亦是我一生中最为深重的痛苦。”
于是，刘少奇向家人逐一安排了身后事宜，平静地承受着来自“人民误解”所带来的“极大痛苦”。
面对报章连篇累牍的恶意攻击，以及不断涌现的丑化刘少奇的文章，刘少奇所承受的指责愈发加剧。
4月1日，多篇报刊发表戚本禹的评论文章《爱国主义抑或卖国主义？——剖析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传播关于刘少奇赞赏《清宫秘史》的错误信息，对其进行了无端的诽谤。文章中通过八个疑问对刘少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你绝非真正的‘老革命’！你不过是个冒牌的革命者、甚至是反革命，你就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批斗进一步升级。1967年7月18日，刘少奇、王光美接到消息当晚要开大会批斗他们。
刘少奇深知与家人共度平凡时光的日子已所剩无几，他默默凝视着王光美良久，然后静静地说道：
历史由人民书写。
夜幕降临，刘少奇与王光美遭受批斗之辱，随之分别被拘禁于不同的监室。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与此同时，中南海内组织了对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陶铸等的批斗。
人潮汹涌，人群中，众人挥舞着手中的“红宝书”，呼喊声“打倒”不绝于耳。
年迈的刘少奇，已届六十八岁之龄，暴徒们紧握他的双臂，将他强行按坐在“喷气式”刑具之上，他们扯拽着他那斑驳的银发，强迫他高呼“打倒其他老干部”的口号。
刘少奇紧咬着牙关，一声不吭。造反派随即对他拳脚相加，声音严厉地追问：
为何不呼口号？
刘少奇不屈地抬起被压低的头颅，语气坚定地回应道：
“我承担着主要责任，若需问责，请只针对我一人。”
刘少奇的脚步不慎，鞋子失落，仅以袜子踏地，豆大的汗珠不断滑落，他那饱经沧桑的面容因胸中的怒火而剧烈抽搐，扭曲不已。
被迫卷入这场斗争的孩童目睹父母承受着痛苦的折磨，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家门口的小小目睹父母被打，心中充满了恐惧，他“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源源见此情景，立刻挤开人群去关心小小，却遭到造反派的阻拦，“你打算做什么？”源源眼中怒火中烧，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悲痛，“难道你没看见有个小孩被吓哭了？”
刘少奇与王光美遭受殴打，身陷拥挤之中，身影逐渐靠近。
骤然间，王光美挣脱了紧握她的造反派，毅然扑向刘少奇，紧紧握住了他的双手。刘少奇亦同样紧紧回握，面对造反派的拳脚相加，二人无言对视。他们心中明了，共度的时光日渐稀少，彼此能够相见、交流心声的日子，已然愈发罕见。
造反派如同凶神恶煞，强行将他们紧握的双手掰开。王光美挣扎着试图挣脱，紧紧抓住刘少奇的衣角，不愿放手，哪怕只是再多一瞬。这，是生死离别的一刻。
1967年3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将涉及刘少奇同志的历史问题相关材料移交至“王光美专案组”进行深入调查，同时指定康生同志负责具体指导工作。
因此，“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组建，开启了中共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一起冤假错案的制作。
此时，刘少奇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甚至给毛泽东的申诉信也给扣押，多次提出辞职无人理会
刘少奇同志案件的处置大权，尽数落入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手中。1968年2月26日，谢富治在审阅专案组的报告时，批示道：
“在处理大叛徒刘少奇的案件中，江青同志亲自担任主要领导。自此，所有重大情况汇报与请示，均需首先直接呈报江青同志。”
9月13日，王光美遭遇正式逮捕，随后于11月被转移至秦城监狱关押。
刘少奇之子女亦被迫离弃家园，或遭受学校的批判，或流落街头。
刘少奇孤身一人被囚禁于福禄居的前院，他却浑然不知，家人早已不在此地。
在专案组所谓“深入调查”与“搜集证据”的过程中，关于刘少奇的虚假材料被汇编成三厚本。江青亲自指派张春桥与姚文元负责起草一份旨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的审查报告。
1968年10月17日，江青及其同伙精心策划并炮制的所谓《审查报告》终稿，汇聚了谣言中伤、恶毒诽谤、虚假误导的种种手段，旨在提交至八届十二中全会。
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首都北京召开。此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显得尤为异常。
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原委员与候补委员中，有高达52%的人遭受了“叛徒”、“特务”、“通敌卖国”和“反党分子”等不实指控。
在第八届中央委员的97名成员中，剔除自第十一届中全会以来辞世的10位同志后，仅余40人参与此次会议，人数尚不足半数。
在会议中，我们从候补中央委员中精心挑选了10位成员，以此填补空缺，才得以使中央委员的人数勉强达到半数。而获准出席此次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仅有9位。
扩大参会范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以及来自各省市、自治区、大军区和中直机关的代表，共计74人，占总参会人数的57%以上。
全会通过了《关于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刘少奇在党内外的所有职务，永久开除其党籍，并持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背叛党和国家的罪行。”此举最终酿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起冤案。
然而，正是在这股氛围之中，中央委员陈少敏坚决不认可所谓的《审查报告》，在表决环节中，她坚决拒绝举手。
然而，刘少奇早已被单独监禁，他对此后强加于他的种种无端指控一无所知，更未曾料到，他已被宣判“永远开除出党”。
刘少奇同志毕生为党的事业拼搏，致力于中国人民的全面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始终未曾有丝毫动摇，对党、对人民忠诚至深，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
刘少奇以沉默反抗对他的种种诬蔑和恶毒攻击。在心力交瘁之下，刘少奇，这位已经70岁高龄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自1968年伊始，刘少奇先生便接连遭受肺炎、糖尿病、高血压以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一系列疾病的困扰。
四月之初，刘少奇先生表现出神志模糊、面容呆滞、举止异常、步履蹒跚、小步幅等症候。
7月之初，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因慢性支气管炎恶化，进而引发了支气管肺炎。
自7月11日至14日，病情急剧恶化，虽经全力抢救，终得转危为安。然而，病势反复无常，此后频发多次，至10月份，共计出现较大波动五次。
自10月9日起，刘少奇已丧失正常进食能力，生命仅得以通过鼻饲方式维系。
10月14日，刘少奇所撰写的《病情报告》中记载道：
若患者患有冠状动脉疾病，脑部血管出现硬化与软化，加之糖尿病的困扰，其病情极有可能迅速恶化。一旦病情反复发作，救治的可能性将变得极其渺茫。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正式召开。在此期间，林彪同志发表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应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并以此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支撑，从而使得“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得以合法化。
而且，九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使林彪、江青一伙攫取了更大的权力，林彪被选为中央副主席。
刘少奇被单独看管，毫不知情。
7月5日，刘少奇同志不幸遭遇支气管炎的反复发作，伴随发烧、剧烈咳嗽以及呼吸频率的显著增加。检查结果显示，双肺出现明显的杂音，心率亦呈现加快的趋势。在当日的《病情报告》中，详细记录了这些症状。
“鉴于他年纪偏高，久病卧床，身体日渐消瘦，免疫力严重下降，极易引发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严重并发症，因此，其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死亡风险较高，可能随时面临生命威胁。”
10月17日夜晚，身患重症、行动不便的刘少奇，被医护人员用担架小心翼翼地抬上飞机，最终抵达河南省开封市。在那里，他遭到秘密拘禁，被安置于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同和裕银号”的旧址内的一间小屋之中。
鉴于长途跋涉及长久以来医疗条件的不尽人意，抵达开封后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林彪、江青等人亦拒不出资所需药品，刘少奇的病情因此加剧，恶化速度亦迅猛。10月24日、31日、11月10日，他先后三次陷入病危状态。
1969年11月12日破晓时分，即凌晨6时45分，刘少奇在抵达开封的第27天，于河南省开封市含冤离世。彼时，他孤身一人，家人皆不在身旁：王光美被囚禁，子女行踪成谜；而家人亦不知刘少奇的行踪与现状。在这般寂静中，一位伟大的灵魂悄然承受着冤屈，悄然逝去。
刘少奇同志离世之际，其遗体于当晚即进行火化仪式。其骨灰随后被秘密安置于开封。
在递交火葬申请的文件中，紧急从北京赶到的专案组成员擅自使用了“刘源”这一姓名，而逝者的真实姓名，鲜为人知，正是刘少奇在青少年时期曾使用的名字——“刘卫黄”。
刘少奇在深切的痛苦中徘徊，于苦痛之中奋力拼搏，最终迈向了“凤凰涅槃”的蜕变之旅。
【延伸阅读】
1969年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作者：李用胡
李用胡，湖北第二电机厂退休干部，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他历任驻河南某预备师某部排长、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七中队副队长、队长、指导员等职，1978年转业回到湖北咸宁老家。
在担任河南公安总队三支队七中队指导员期间，李用胡曾经奉命看守被囚禁在开封的刘少奇主席。
谈及这段往事，如今已步履蹒跚的李用胡老人一脸无奈，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娓娓道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鲜为人知的心酸故事。
执行“紧急任务”，我的心在流泪
1969年10月17日下午，我们接到一项任务:有一位受中央“重点审查的对象”将在当晚转移到开封，要求地方公安予以协助下机后的押送、看守工作。
命令来得很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重点审查对象”究竟是谁，只是隐隐地觉得，这个人可能不一般。当时我带领几位公安干警做好准备，并且很快来到开封机场等候。
大约晚上九点半左右，一架伊尔—14型飞机悄然降落在开封机场的停机坪上。早已等候多时的我们和几位医护人员匆匆登上飞机的舷梯，进入飞机，来到机舱后部。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
不知什么原因，眼前的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
老人的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瘦弱的脸十分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他安静地躺在担架上，好像没多少精神，但从他那微弱的呼吸看，他还活着。
我们和医护人员一起将担架抬下飞机，这时我借着月光，仔细看了担架上的老人。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这张面孔好像在哪见过，我猛地发现：这不是我们的zhu席——刘少奇吗？
我怔住了，所有接受“任务”的人也都怔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大家只是用质疑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老人。
当时，我们知道刘少奇zhu席已经被打倒，但是我们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一阵心酸涌上每个人的心头。
很快，担架被抬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救护车。北京来的三位医生护士和刘少奇的原卫士长李太和同我们一起上了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救护车向市区急驶而去。
戒备森严，我们也失去了“自由”
救护车受当时林彪在河南的一个亲信安排，越过南士街，驶进了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国民党时期，开封市的同和裕银行就设在这个小院内。小院僻静而阴森，与外面完全隔绝。
刘少奇主席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当时，这间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什么也没有。
从这天夜里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院子的围墙高大而坚固，上面布满了成排的电网，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门口有岗楼，门外有哨兵，屋内有警卫。
我们执行的看守任务，被称为“十七号任务”（因刘少奇是10月17日到开封的）。那时，我们在执行任务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自由”——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同家人亲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生命作了保证。
事实上，我们也被软禁起来，不能与外界联系。在那里，所有人员的心情都很低沉，压抑的气氛让大家的脸上都没有了笑容，我们之间不再有交谈，有的只是默默的看护与防守。
我们不和外面联系，而一墙之隔的门外把守，也对墙内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不会想到，自己日日看守的竟是我们新中国的国家zhu席。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排的人员在这座特设的“监狱”里从事看守工作。在装有铁门的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警卫方面确实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
第一天晚上，我便参与了看护。记得一切都安顿好之后，刘少奇zhu席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扫视了一下四周，似乎在想这是什么地方。
他可能不知道，这就是他11年前兴致勃勃视察过的古城开封。然而，这次重来开封，已是物是人非。
刘少奇zhu席看了一下周围，什么也没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病痛和虚弱已经让这位老人没有太多的力气思考，而可笑的是当时那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竟然是为了这样一个身染重病的奄奄一息的老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北京方面的人全部撤回，我们完全接替监护
刘少奇zhu席居住的屋子里没有玻璃，深秋的风夹着寒气吹在刘少奇虚弱的身体上。在到达开封的当天夜里，刘少奇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摄氏39度，呕吐得很厉害。
而林彪在河南的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
病中的刘少奇需要药品治疗，可是得到的指令却是：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边购买。
这样一来，为刘少奇配备的医疗班子完全失去了作用，更谈不上治疗。
直到11月5日，刘少奇再次发高烧，整整抢救了两天，体温才降到摄氏37.2度。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虽然他不说话，但神志还有点清醒，特别配合治疗，看来他要坚持活下去，想活下去……
就在刘少奇退烧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6日，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个也不准留。
临走前，“刘少奇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转了一圈，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我们“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从这以后，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及公安等部门负责。
尽管都接受了“仇恨”的阶级教育及保密教育，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眼前的所见所闻，同报纸上所谓“最阴险、最凶恶、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的说法反差太大，怎么都对不上。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牙齿只剩下七个，连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垂危老人。
偷偷抹去泪水，我们为他盖上一块白床单
刘少奇zhu席每天闭着双眼，一句话也说不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只是发出微弱得不仔细听都听不到的呼吸声。
因为无法进食，我们这些看守常常协助医护人员从鼻饲管里打进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除了定时做流食，还定时帮他翻身。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他一言不发，甚至没有呻吟过一声。或许他在思索什么，或许他在无声的对抗。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荒唐岁月，沉默中的刘少奇每天都在无声地抗议。
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渐渐走到生命边缘的刘少奇，在得不到有效的医治、护理下，病情进一步恶化。
当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更不知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知道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在跟随着自己。
我们中间曾有人提出设法让亲属来见一面，可能是最后一面，但是我们当时谁也没有能力做主。
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医护人员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
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点头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
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
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点45分，一颗承受了过多压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中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小葫芦形状。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给我们共和国zhu席——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一块白床单。
火化“烈性传染病人”
刘少奇临终前，身边没有亲人。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下落毫不知情。直到林彪出逃后的1972年，王光美才得知刘少奇早在3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刘少奇zhu席去世后，遗体被转移到地下室。
15日深夜12点，刘少奇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容纳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
此时，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今晚火化，只准留下两个火化工。
“灵车”慢慢行进在古城的街道上，没有任何仪式，也没任何亲人在场，一位国家zhu席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这个纷乱的世界上消失了。
与此同时，他在开封留下的所有遗物，也被付之一炬。
剩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上面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并有人冒充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签名办理了寄存手续。
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化场骨灰存放室。随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我们谁也不准透露消息。
1980年2月，“文革”结束后的第4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zhu席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沉睡14年后，终于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