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秦汉时期“轻重论”、“善因论”等经济思想与盐铁会议及其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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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在先秦、秦汉时期诞生过诸多经济思想，其中以后世相互论争长达数千年之久的“轻重论”和“善因论”尤为突出，西汉的盐铁会议又结合汉代经济实践对两种经济政策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的辩论，将经济思想之争上升到新的高度。总体来说，“轻重论”代表法家思想下国家控制经济的计划体制，而“善因论”代表儒家思想下放任经济、鼓励自由的市场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现如今，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面临着经济制度的抉择，尤其是当今面临国际局势动荡下不确定性增加、单边主义与垄断竞争盛行等变局的背景下，为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行稳致远，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本文将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并探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轻重论”、“善因论”及两者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它们对古代经济的影响，并尝试以此为视角为当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初步启示。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 轻重论 善因论 经济体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早在至晚于西汉即已产生“轻重论”与“善因论”的经济思想，并在后续的朝代中反复发生该二者的争论与更迭，其争论（以《盐铁论》为主要代表）延续至今。从内容来看，“轻重论”在宏观调控及货币理论等方面，“善因论”在市场体系及私有制度等方面，均已有相当水平的认识。研究中国的这些经济思想，不仅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且也是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为现代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提供指导的重要抓手。长久以来，西方经济学占据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然而，由于我国国情、制度均与西方不同，在我国努力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当下，必须要设法实现对西方经济学的突破与超越。通过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并将之与当代中国实际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可以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做出重要帮助。
本文就将首先对“轻重论”、“善因论”的主要观点结合历史进行经济学分析与论述；同时从盐铁会议的实际矛盾出发，结合实践探讨二者对中国后世经济政策及社会的影响，揭示其中相互矛盾与联系的对立统一关系，并尝试从唯物史观角度探讨两种经济思想对经济与社会的联系；随后从经济思想层面提供研究中华文明历史走势的一种新视角；最后联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今实际，浅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文献综述
关于“轻重论”和“善因论”的具体内容及其背后经济体制之争的分析由来已久，许多学者对此做出了研究。马涛（2024）指出，“轻重论”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主张政府管控经济的理论，管仲提出的增加财政的方法是由国家对暴利的资源性行业进行垄断，并对社会中的商品流通进行调节，同时平抑物价和赚取收入，并指出“轻重论”的保障性政策和掠夺性政策的两个阶段；“善因论”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自由放任论的旗帜”，理论核心是市场规律和人性趋利，因此主张市场自由竞争，减少政府干预。[①][11] [12] 这种市场和计划两分法的视角看待“轻重论”和“善因论”是当前学界的主要视角，关于轻重论两阶段的观点恰与中共党史著名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不谋而合。与此同时，张申（2017）通过对中国秦汉时期与西方罗马时期的比较经济学研究，指出“轻重论”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经济政策理论，其代表中国对于“集体权利”的价值取向与“整体均衡分析”的思维方式；而西方则更重视“个体权利”的价值取向和“个体多轮谈判”的思维方式。[②] 从这一角度来说，作为“轻重论”的对立面，认可人的逐利属性并主张保护私产从而让民众自由发展的“善因论”则体现出“个体权利”的一面。关于“轻重论”和“善因论”大论辩的盐铁会议，刘家贵（2008）将盐铁会议之争概括为“富民还是富国”的治国模式之争，并支持贤良文学的观点。 [③]事实上，“富民”和“富国”政策目标的动态辩证从未消除，直到今天面对中美战略格局下仍然是重要的议题。曹端波（2005）提出的盐铁会议中桑弘羊的国家大一统“重商”和贤良、文学的“重农”均不是抑商，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分歧的实质是两种不同经济管理思想[④] 的观点，本文认为值得商榷。事实上，自从周朝灭商以后，农业文明就已成为中华地区文明的主旋律，周朝打败商朝即是农业国打败商业国的一次军事层面的实践，奠定了商业在古代中国的弱势地位。钟祥财（2011）对管子“轻重论”有关学术研究做了深入阐述发现，轻重理论在中国古代封建经济体制占有主要地位的原因是马寅初提出的“全体主义”，并指出夏炎德认为这是独尊儒术后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主导的结果，长期压制着法家为代表的“轻重论”改革。[⑤] 这与一般认为“轻重论”占据中国经济思想主要地位的观点不一致，提供了新的看待中国古代经济政策理论体系的框架。
总体来说，关于“轻重论”、“善因论”和盐铁会议的研究，多着眼于关于中国古代经济伦理与经济政策理论体系等方面，关于其有关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内涵、如何影响中华文明历史走势以及与当代实践的联系等问题值得研究。
三、关于“轻重论”、“善因论”思想和盐铁会议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层面经济学分析与论述
（一）“轻重论”
“轻重论”作为法家思想下经济思想的主要代表，其核心内容是货币价格理论，即商品供不应求时货币轻，商品供大于求时货币重，商品与货币的失衡是货币的流通控制着商品的流通，这体现了关于货币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职能的论述；特征是政府干预与财政重商。《管子·国蓄》提到，“予之在君, 夺之在君, 贫之在君, 富之在君” [⑥]，即所谓“利出一孔”的观点，其背后对应着法家强国必先弱民的基础思想，因此理所当然地需要把绝大多数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并“逐本抑末”，通过建立重农主义“本末观”的方式确立农业在中国古代经济生产中的核心地位，降低商人的地位，并合法地在工商业实现以官代民，破坏民间从商获取利润的机会。可以说这是后来“平准”、“均输”等政策和王安石变法等的指导思想，也是政府为重新调整分配打击兼并垄断以及获取财政的重要手段。从这个层面来说，简单地把“轻重论”归为重商而“善因论”归为重农是不对的，事实上，中国自周朝灭商后，直至清朝均缺乏重商的经济思想。邓钢已在《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和资本主义停滞》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具有重农社会自我强化的效应，即“三元结构”均衡的超稳定性[⑦][18] ，因此在此框架下各种经济思想理论都是为重农社会和重农政府服务的。“轻重论”对于货币的思想与西方凯恩斯主义及后来的弗里德曼提出的国家通过控制货币供给以达到调节市场的理论有相近之处，但“轻重论”只是定性地分析了面对物价过高或过低（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下笼统的处理方式，而并没有进行定量的政策分析，这体现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家长于归纳而弱于演绎的思维特点。
根据前文提到的“轻重论”保障性与掠夺性二阶段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不难看出，其本质区别是①保障性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调整流通环节，通过常平仓等政策贵买贱卖，起到平抑物价、救济民生、抑制分化、抵抗投机者囤货居奇剥削百姓的作用（事实上儒家官员也常支持该类政策），而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观察到其政府购买和支出项（Gt）在投资函数时间序列模型（忽略进出口）：
It=αCt+βIt+γIt-1+δGt+μt（注：此处较原文有修改）
中不再如传统假设般的外生，而是内生于模型，随着GDP的变化而变化，从而维护Ct和It序列平稳性，使得GDPt序列的方差减小，起到阻尼器效应，实现资源时空层面配置优化。又由于实际上农业文明的发展高度依赖于经济逐年间的稳定，因此保障性政策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并且这种促进有助于突破索洛模型的长期稳态，因为通过减小方差获得的经济增长至少具有长期水平效应，经济均衡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科技水平、经济思想水平的提升，从而引起长期增长效应，这也是中国没有陷入典型的马尔萨斯陷阱的原因之一。②相反，掠夺性政策不仅以获取利润的目的过度干预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引起大量腐败与错误信息从而扭曲了流通、购买环节的决策，而且还通过积极垄断盐、铁、酒等生产，直接以官府身份介入生产。这种行为一方面由于官家徭役形式的生产效率低下，导致社会的生产并不在生产集的边界上，从而违反了戴蒙德-莫里斯生产效率引理；另一方面使得市场配置严重失衡，对商业的打压和垄断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得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迟迟不能发展，将人民长期限制在自给自足的经济阶段，从而抑制了斯密增长所必需的分工化和专业化。
从中西比较的视角来看，“轻重论”体现出古代中国的治国目的是维持总体稳定而非保障个体权利，这也导致中国在礼治、人治的层面停留了数千年而没有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私法（民商法）法律。中国古代在对待反高利贷、价格调节和私有财产保护等重要方面均未建立起西方的法律制度，相反频繁地通过政府政策介入的方式，“大家长制”地通过政策侧调节以期达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符合我国古代“礼教合一”的道德伦理观，却与西方对治理模式的认知截然相反。以王莽推行的“王田制”为例，由于国家垄断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并按人头分配，这等于剥夺了民众投资需求的选择，人民投入劳动力的回报的唯一去向是消费，虽然解决了农业社会的最大矛盾即人地矛盾，但大大打击了农民劳作的激励，从而遏制了扩大再生产（事实上，如果所有的产出均不能被用作投资，则根本无法实现扩大再生产）。这样强制剥夺人民私产的行为在人类社会迄今是行不通的。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王田制”消除了资本家（地主）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美好构想，但是结合当时的经济基础条件来看，这样的上层建筑是不能实现的。
从欧洲的发展历程来看，罗马帝国的经济增长期主要发生于建国初期的扩张阶段，在此期间获得了大量土地和奴隶，而自从战争掠夺的速率放缓，所有土地均分封完毕后经济即陷入停滞，后来日耳曼国家在中世纪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这体现出欧洲文艺复兴前经济管理思想的落后。然而，这反而促进了欧洲的战争观和军事水平，赋予开拓征服的精神，从而导致“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和经济外扩。相比之下，中国自秦朝大一统结束封建制度以来，其经济则向内扩展，使用“轻重论”等经济思想和精耕细作等发展模式对已掌控的部分深入挖掘，这是中外古农业国的共同特征。汉朝时期对西域多有战争，但通常与西域国家建立朝贡制度，而非欧洲式的边打边封并奴役当地住民。可以说，罗马的成就由战争取得，而中国的成就由经济管理取得。因此，欧洲自从地理大发现后，其经济水平即逐渐超越中国，并直到晚清时差距到达顶峰，不能孤立片面地认为是由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个体因素导致，而必须联系经济思想的演变，从辩证发展的视角看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节流”永远不如“开源”，随着世界各地逐步建立文明国家的当下，总有一天世界被各资本主义势力瓜分完毕（马克思对资本必将走向国际垄断的预言），因此在这个阶段，向内扩展的“节流”经济思想之价值就将显得尤为重要。
（二）“善因论”
“善因论”作为儒家思想下经济思想的主要代表，出自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⑧][19] 其认为人性趋利，因此主张放任市场、顺应自然，认为市场会自动调节经济以达到最有效的发展。其关于人性的假设在先秦儒、法两家的多处论述中都有相近的观点，如《荀子·性恶》指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⑨][110] ，《管子·治国》指出“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⑩][111] ，都体现古代经济思想家对人性趋利避害的认识。这种观点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有共同的性质，由此推出的“善因论”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观点亦有相近之处。司马迁在重视市场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工商业的重要性，并且其引用《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的句子用以论证生产分工化、专业化的思想，是对民间发展工商业的认可，可是在重农社会的经济背景下工商业的重要性得到给予足够重视。
“善因论”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经济伦理观念，马涛提出“大一统”教化下的“父爱政府”[112] 以总结中国古代政府与市场、人民间的关系。这涉及儒家思想中义利观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切具体的经济思想的形而上层面，这种影响贯穿了我国古代的始终并延续至今。儒家强调“以义统利”，这归纳了政府对民间干预的边界：一方面，这种伦理观不支持政府以直接介入的手段与民争利，并要求君王及其政府必须以德自居，“南面而已”；另一方面，也规定政府对市场失灵或受到冲击救济的责任，通过“利道之”直至“与之争”等一系列下策，即次优策略进行补救，这与现代博弈论中把市场自我调节看作最优策略而政府调节看作次优策略的观点相印证，体现了“善因论”对政府干预的辩证性观点，是对政府作用的否定之否定。
“善因论”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导致人民贫富差距扩大、土地兼并、贫民被迫依附的结果，而这也是中国历代王朝由盛转衰时期的主要景象，这与资本主义危机本质相似。儒家量入为出的财政观也限制了国家能力，导致无论对外或对内都不能绝对保证国家运行的必然稳定，儒家经济思想使用道德对政府扩张（财税、徭役、官营）的约束因而轻视财政对于国家的意义的观点是片面的。事实上，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政府就提出了必须提供的一些公共品，例如国防、治安等。在古代，对外作战是十分频繁的，坚持小政府的观点可能导致面对外敌的疲软，更进一步的是，古代的价值观认为征服并掠夺外地区的资源是合理的，因此通过战争获取资源是一种正当且高效的发展方式，而国家能力的下降将导致该途径的缺失，并最终威胁国家的生存。从二战以来，无论是美苏冷战还是如今的中美战略博弈格局，各国的军费支出都在逐年增加，这可能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国际潮流。
西方自从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后即产生人的觉醒，并在政治思想层面推动了民主、科学、制度（法律）的进步，映射到经济思想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套。而正如前述，中国的经济伦理削弱了人的个体权利，强调集体权利，这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未能在中国启蒙，中国经济史上的资本主义停留在萌芽阶段。这种经济思想对生产关系的作用正是中国形成差序格局、宗族文化、君臣文化等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善因论”背后的儒家道德观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正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国情不同之所在。1953年，毛泽东同志即指出，“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实情不适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背景基础。
夏炎德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变革的回顾中提出，先秦时期社会的转变促进经济思想的发达，自从秦汉建立大一统独尊儒术起，经济思想就停滞了。[113] 不难看出，社会的转变往往促进思想的创新，而中国古代的“三元结构”超稳定状态农业经济社会则是对经济思想变革的扼制的因素之一。梁启超1909年在《饮冰室合集》指出，“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13][114] 以王安石变法为例，中国各封建朝代在面临经济危机（如前述“善因论”主要缺陷）时尝试的调整经济缩小贫富差距、调整财税政策等变法本质是对停滞的经济思想下僵化经济局面尝试以政府干预的方式做出改变，而这种僵化的经济局面又往往来自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类资本主义危机”。而这种变革，往往面对来自“三元结构”经济均衡和固化的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理论的阻碍。归根结底，这是儒家经济思想义利观当中，重义轻利的思想导致政府对具体经济政策工具分析的科学理论缺失所致。
（三）盐铁会议：“轻重论”与“善因论”的经典辩论
西汉桓宽记载的《盐铁论》是西汉时期盐铁会议的国家经济政策辩论的一次交锋之史实。其背景是汉武帝晚年“轮台罪己”后，汉宣帝试图扭转武帝穷兵黩武造成的经济困境。辩论双方主要人物桑弘羊和贤良文学所持的主要经济思想正是“轻重论”和“善因论”。刘家贵将贤良文学经济思想对时政的批判归纳为“从经济效率、动力机制、成本收益分析、供求适应性、产品质量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官工商业的弊端和私营工商业的优越性 阐述了封建国家所应采取的经济发展路线和模式”，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14][115] 历代学者多有出于对市场经济体制维护而抬高贤良文学儒家经济思想，占据道德伦理高地贬低桑弘羊法家经济思想者。事实上，对于盐铁会议及背后的两种主要经济思想之争，同样应使用辩证的方法看待。
马涛提出的一套“天人合一”理论提供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其他上层建筑层面的均衡模式[15][116] ，与前述邓钢的“三元结构”经济均衡模型相辅相成，可以说是“三元结构”外对于中国古代为何没能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在经济思想层面关于“李约瑟难题”的另一种解释。在大一统下“轻重论”和“善因论”在政治、经济、伦理观等多个层面上达成妥协并相互融合，这种互采所长式的阴阳融合具有自我强化的能力，一方面充分发挥推动重农社会经济、政治稳定发展优越性的特点，易于使经济政策与重农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另一方面框定了经济思想层面的发展模式，随着大一统集权的强化促进经济思想的固化，大大增加了思想变革的机会成本。“天人合一”下，经济思想以及经济政策理论体系不是孤立地发展，而是必须与社会相协调，联系伦理与道德的制约。自汉朝“独尊儒术”以后，事实上出现了“儒法合流”的新局面，统治阶级分别取儒、法中利于维护统治的方面结合成为新儒家思想，并成为“天人合一”中居中的大一统的指导思想，在该思想下融合“轻重论”与“善因论”并使之达到平衡。因此，本质上，盐铁会议就是试图在经济政策理论层面界定公私的边界，从而在实际经济层面维持官民经济的平衡，放松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从而与民休养生息的机会。因此，支持全面推行“善因论”自由市场理论的观点，只能说在当时的背景下有其依据，而不能说永远对。事实上，盐铁会议的主要结果仅仅是在盐、铁、酒等政府专营项目中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铁类专卖而改为收税，这体现出中国古代两种经济思想的融合体现之一就是公私经济的混合而不能根本动摇。这与如今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混合所有制经济正是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实践的基础上进步而来，其程度变化的区别从唯物史观角度来看是生产力进步推动生产关系变化的辩证发展历程。
管子提出的“专山海”，即国家对土地以外的特殊生产资料（矿）的垄断，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体现。首先，在生产端，由于在盐、铁矿生产中无产阶级只能出卖其劳动力，其地位同佃农类似，很容易受到私有资本主的剥削，而由国家通过徭役的形式招工生产并统一售卖于民，使得剩余劳动部分向人民回馈（假设不存在官府腐败），增加了公平的程度；其次，在销售端，由于盐、铁都是农业社会生活必需品，由国家进行售卖可以防止民间资本对之进行投机倒把、囤货居奇，易于政府平抑物价，控制通胀；此外，由于在古代生产水平不高，私产私销盐可能引起广泛的安全问题。对国家直营的批评除“与民争利”外，主要集中于官府效率与官府腐败，因此若能对在这两个问题妥善处理，充分发挥国家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则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不失为促进官营工商业的良好手段。
因此，总上所述，本文认为应当从辩证的视角看待盐铁会议及其背后经济思想的冲突。学界常见的褒贤良文学贬桑弘羊的观点片面孤立、有失偏颇。
四、利用经济思想视角试释中华文明历史走势的一种观点
中国在古代有一段灿烂辉煌的历史。自汉代时，中国就已经是世界东西两大帝国之一，这种对比下的繁荣直到唐宋时期达到顶峰，而此时的欧洲正处于中世纪阶段。然而到18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启了一系列工业革命，逐渐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清朝占世界经济比重从乾隆时期的35%降为末期的10%，这一现象对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涛在研究中指出，布罗代尔运用“总体历史”的方法对中国古代经济考察，提出了“三层分立模式”，即底层“物质生活”、中间层“市场经济”与顶层垄断“资本主义”，并特别强调了中间层的繁荣活跃为社会提供的活力。[16][117] 这启示了中华文明的经济社会在古代一度先进，但缺乏突破的原因。中国由于前述“三元结构”与“天人合一”的均衡模式，“轻重论”、“善因论”分别造就了顶层和底层的繁荣，却缺乏至关重要的中间阶层推动力。此外，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吸引了几乎所有智力资源投资于从政活动，而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投入专门的科学界、工商业创业与发展等方向，这些方向往往由官员兼职从事。这说明儒家文化经济、政治思想指导下的社会存在开拓力与创新力不足的内在问题。
相比之下，以英国为例，由于其长子继承制导致顶层家庭出生的子女快速向下流动，以及与古代中国生育观的差异等原因，培养了所谓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包括勤奋、耐心、诚实、理性、探索及学习等精神，这是前述中间层“市场经济”的重要来源。除了从政与从事基础生产外，还有很多智力资源从事职业科学研究（如英国皇家科学院）、创立企业等尝试。而在中国，没有成系统的对应中间阶层的经济思想对其发展进行指导；相反，重农社会价值观不承认工商业对社会的重要性并歧视从事商业者，这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导致商品经济的不能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的缺位。以“轻重论”、“善因论”为主的经济思想体系曾经使中华文明创造伟大的经济成就。正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中国古代历史的起落走势，均由于“轻重论”、“善因论”等伟大经济思想的作用，它们一方面使中华文明“早熟”，快速地完成顶层和底层的经济建设，达到较高的经济水平；另一方面由遏制了中间层的发展，使中国古代经济始终难觅突破。
五、当代观照
对于“轻重论”与“善因论”之争，往往背后对应着富国与富民的国家发展路线之争，这不仅是经济思想之争，更是政治思想之争。关于强国弱民和弱国强民孰优孰劣，不能简单通过单次博弈的视角看待，而应该采用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的模型。我们都知道，在封闭经济体假设的环境下，削减财政税收会减少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扭曲，从而在单次博弈中获得优势。然而，事实上的经济体比这种理想模型复杂得多。联系17世纪法国科尔贝主义的经济思想，考虑进重税体制下形成的国家能力优势，在单次博弈中放弃一定的自由市场的回报，从而可以在重复博弈中最终达到“一方面陛下的实力和威望逐渐上升，另一方面陛下的敌人的实力和威望逐渐流失”的效果，这样的决策就可能是值得的。从更高维度看，“富国”与“富民”是国家发展的一体两面，当中蕴含对立统一的关系。这种中西对照引起对儒家经济思想与中国长期处于大一统状态，缺乏长期内部争斗之历史背景的联系思考：孔子发出的“惠而不费”之问在当代可行性几何？在如今的国际局势下，照搬西方古典经济学中自由市场那一套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代世界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小。就连过去的作为主要倡导经济、贸易自由的美国，也正在抛弃其过去的理念，特朗普政府反而成为反“西式善因论”的急先锋。把历史时间线拉长，中国古代一直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轮回中波动，同时也是经济思想从“善因论”到“轻重论”的波动，没有理由认为当今世界的经济模式已经发生质的改变。从这种历史视角可以看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善因论”向“轻重论”转折的新历史阶段。
明代丘濬对王安石变法和管仲及其“轻重论”提出批评道“富国之术，义无不可”[17][118] ，诚然举国以义是长久之本，但何以为义？现代社会对于经济已形成关于民主社会下私有产权、法律制度等共识，然而对于计划与市场等争论仍然存在。历史上，“轻重论”与“善因论”、“富国”与“富民”、放任与干预的轮回，往往伴随着朝代的更迭。
因此，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对这个问题在经济思想层面的具体拆解之一，就是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问题。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中，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即“人民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跳出历史周期律问题，我们党经过不断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给出了第二个答案，即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在政治路线上，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这就要求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并举。因此，在经济路线上，如何约束政府-市场关系中政府角色的过度膨胀导致的诸种弊端？这就需要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的两个答案，这也是前文提到管子“专山海”即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中面临两个问题的破局之道。
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视角，破除二元论观点，动态地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当代“轻重论”与“善因论”经济思想的新融合。例如，高质量发展下的监督，一方面要保证经济发展的绿色、可持续、高科技含量等要义，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给足发展创新的空间；重新确立政府的大小，维护公有制经济体的市场运行框架，确保其效率最大化的同时，完成剩余价值的“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完善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箱，在经济波动时使用科学手段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在中美战略博弈的当下，平衡融入全球市场和保护国内市场的程度，促进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维护国内市场的同时尽量将对市场的扭曲降到最小；创造合适的营商环境吸引投资的同时加强政府对经营活动的有效监督，引导资本发挥有利于社会的作用。以上这些方面，都需要新时代下政府与市场经济思想观点的辩证结合。
参考文献：
中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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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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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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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5.31
